歷史情境與抗戰時期“漢奸”的形成－以一九四一年鄭州維持會爲主要案例的探討

對日抗戰時期，日本的侵略一度將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浪潮推向一個新的高潮，在這同時，淪陷區卻出現了爲數眾多的通敵者。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這些人的行爲無疑是一種背叛，問題是我們如何解釋這種廣泛的通敵行爲？當一個省分或一個國家中通敵成員超過一定比例時，我們是否應該重新檢討社會對「漢奸」的定義？戰後審判漢奸凸顯了忠奸的對比，在這些問題上卻未能提出一個令我們滿意的答案。本文將試著從歷史情境這個角度來探討漢奸形成的原因以及人與情境之間的互動關係，重點放在中下階層的老百姓在日軍佔領下所作的反應上。討論是以一九四一年河南鄭州一月淪陷期間地方士紳組織維持會、因應變局的經過爲主軸，以其他淪陷區經驗爲輔助線，分別從動機、背景人事、行爲等三方面來進行。自保是與敵人協力的一個主要動機，但自保也有許多不同的面相，在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如何取捨？面對變幻莫測的政治變局，如何行事以便必要時表示清白？這些都是我們在探討亂世人們自保問題時必須考慮的因素。鄭州商民參與維持會的經驗顯示：人際關係網絡在與日敵合作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進一步分析本國利益、人民利益、敵國利益之間的緊張關係也使我們注意到在對漢奸行爲下定義時，除了必須考慮行爲者本身的動機與行爲之間的關係，亦應對「必要之惡」與「非必要之惡」作適當的區分。凡此皆顯示，人格特質、社會經濟、意識形態、國家組織等單一因素的解釋不足以展現漢奸成因的全貌，我們在探討漢奸的形成時，應把它放在淪陷時間久暫、各地社會經濟生態、權力運作、以及人際關係網等脈絡下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