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社會的敵視,有些台灣女同性戀小說以一種「鬼魅書寫」的形式出現,關注於同性戀者被視為鬼魂的狀況。在這點上,邱妙津的《鱷魚手記》和張亦絢的〈幸福鬼屋〉特別值得玩味。雖然兩篇時間背景不同,頗能彰顯台灣同志運動初期與運動高峰女同性戀者不同的心態和策略,然而兩篇都屬於成長小說,回顧式地挖掘女同志成長過程中的創傷,並以怪胎展演將恥辱轉化為驕傲的自我展示,藉此而生產出意義和主體性。借用齊傑克對拉崗有關生理死亡、象徵死亡和兩者之間的間隔的看法之解釋,我認為,如果異性戀體制認為女同性戀不敢或不可能存在,在象徵秩序中早已宣判女同性戀死亡,那麼在這兩篇小說中,敘述者便利用其與讀者之間的虛構公共空間,探討這兩種死亡之間的間隔。兩篇的敘述者以各種策略與異性戀體制周旋,讓女同性戀者除了是恐怖鬼怪,也是雄渾鬼魅,更是拒絕被宣判死亡的可愛鬼怪和調皮鬼。本文將處理這兩篇小說中的「鬼魅書寫」,以探究敘述者在呈現女同志創傷和怪胎展演時如何交替著以不同策略使用鬼怪的譬喻,以便在象徵秩序裡重新協商出女同志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