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丈旨在通過文本與影像的辯證,去閱讀張愛玲小說被改編為電影的美學視域,尤其改編的電影在忠於原著的「影響焦慮」下,相關導演是如何在攝影機的背後,通過影像的意義結構,去隱藏另一種言說?這樣的企圖,在張愛玲被翻拍的四篇小說:《傾城之戀》、《半生緣》、《怨女》、《紅玫瑰與白玫瑰》裹,又如何形成?而從文字到影像轉移、跨界、構合、再現的過程裏,另一個獨立的藝術個體已在自我凝視中完成,並展現了另一套的敘述話語。故本文試圖以此對這幾部電影(特別是《傾城之戀》、《半生緣》、《紅玫瑰與白玫瑰》)進行詮解,探討其在影像化的複製後,許鞍華與關錦鵬等導演,如何借用張愛玲小說中內囿角色與從屬身份的女性身體,轉繹為對香港本土的主體追尋與認知。至於女性符號在電影中被挪為一種政治隱喻,以凝視香港處在殖民主與中國霸權間,喪失自我歷史身份的無奈與茫然,無疑凸顯了導演在小說改編後的自我意識。本文最後亦指出,女性符號複製下的戲仿與隱喻,是有其歷史的特殊氛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