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善惡與真僞－王陽明與羅欽順關於《朱子晚年定論》之爭的再反思

在中國傳統哲學中，「是非」與「真偽」常常表現為一種有機統一的關係。這既是中國哲學的特點，同時也是其智慧之具體性的表現，但這種統一往往也會導致一些負面現象。比如人們常常以「真偽」斷定「是非」，或者幹脆以「是非」「包辦」其關於「真偽」的判斷。發生於明中葉的王陽明與羅欽順關於《朱子晚年定論》的爭論就帶有這一特點。就實質而言，二人當然是為學方向與為學進路上的分歧，但王陽明卻以其為學方向上的「是」裹挾了其在文獻選擇上的「偽」；而羅欽順又以王陽明在文獻擇取上的「偽」直接斷定其為學取向上的「非」。這就將兩個不同的層面攪在一起了，為了澄清其具體分界，這裹特別援引了孟、告、荀關於人性善惡的分歧、朱陸的道問學與尊德性之辯以及20世紀30年代熊十力與馮友籣關於良知是「呈現」還是「假定」的討論。就孟、告、荀尤其是孟、荀之間的分歧而言，其以善惡定位人性，本身都涉及到「是非」與「真偽」的不同層面；而無論是孟子還是告子，也都存在著將「是非」與「真偽」直下統一的祈向，但他們卻既不存在「僭越」的問題，也不存在「包辨」的現象。而從朱陸之爭到20世紀的熊、馮之辯，則無論是「尊德性」還是「道問學」，是「呈現說」還是「假定說」，也都同樣有其得以成立的理論根據：－只要在各自的適應範圍內，也都有其不言而喻的合理性。從這一歷史的脈絡中可以看出，「是非」與「真偽」是既有其各自不同的適應領域，同時也都可以立足于自身而向對方作出一定的滲透與延伸，但卻既不能「僭越」也不能「包辦」；而「是非」與「真偽」這一本質上源於主體之價值評價與外向認識之不同領域的問題，也只有在相互滲透、相互界定而又相互限制的良性互動中才能充分顯現中國智慧的具體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