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試圖以「畫家-觀眾」關係的角度重新檢視二十世紀前期繪畫在中國的發展。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有關此段歷史的研究大都採取「西方衝擊-中國回應」的論述架構,將重點置於西方藝術之進入中國,及其所產生的新象。作者在此則改由對「內在脈絡之變化」的觀察,同時由傳統中的「雅俗之辨」和當時之國難情境兩個方向,探討畫家如何思考其與觀眾的關係,以及他們所作的抉擇。自二十世紀初起,中國新文化的追尋便與日益嚴重的國難緊緊地連在一起。為了抒解國難,「走向民眾」成為檢驗當時所有新文化運動是否能有所貢獻的唯一準繩。美術界也認同這個目標,但是,其中的成員卻無法像其他文學界及知識界的朋友們一樣,義無反顧地「走向民眾」。如果那意謂著重新調整他們與觀眾的關係,為何他們無法作此改變,以遂行他們救國的使命?傳統的「雅俗」觀一直扮演著重要的壓力角色。在對日戰爭期間,革新派畫家,如高劍父、徐悲鴻,極罕描繪抗戰中生活苦態來激勵愛國士氣,反而是採用一種間接的寓意方式來呈現他們的風格。他們也將觀眾設定在能解讀其寓意的小眾。另外一群畫家,包括林風眠、黃賓虹與傅抱石,則以「至雅」來抒解他們面對國難而起的心理焦慮。他們都轉向不易為一般民眾理解的傳統筆墨之探討,企圖重再發現中國文化傳統的根源與生命力,並以之來進行他們救亡圖存的任務。這也顯示了傳統雅俗情結在國難情境中的潛伏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