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釐清粵海關成做的清宮「廣琺瑯」面貌,並進一步觀察清宮與粵海關成做琺瑯之互動關係,以此案例探索清代宮廷造辦處與地方成做機構在工藝製作上的運作模式。第一個目標是藉由分析陸續公布的清宮檔案、清冊,以及國立故宮博物院保存的清宮舊藏木匣及實物,探求乾隆時期清宮造辦處交辦粵海關成做「廣法瑯」之實物範圍,修正我們過去對廣東銅胎畫琺瑯之狹隘認識。並且往前追溯康熙、雍正朝進宮廣匠及廣琺瑯作品的紀錄,作為補充清代早中期廣州地區琺瑯製作的材料。第二個目標則在觀察清宮內務府造辦處與粵海關成做琺瑯之互動關係,並將之放到清盛期宮廷造辦處與地方成做機構之運作脈絡中,進行分析。這之中不但有經濟成本考量、善用地方之工藝資源,更可見到宮廷謹造風格與地方樣式之間的交流(衝突、融合),讓我們見識宮廷與地方互動之豐富層次。本文主要的貢獻在於,重新定位一批在過去被誤認為清宮造辦處自製的銅胎畫琺瑯,其實是廣東粵海關所成做的清宮「廣琺瑯」作品。而由本研究歸納所得的清宮「廣琺瑯」風格特徵,是重建廣東地區畫琺瑯製作完整面貌的重要材料;清宮「廣琺瑯」的研究也啟發我們重新檢討,宮廷藝術研究或外銷藝術研究向來各自獨立、沒有交集的觀點,思考它們在藝術史發展中的定位。另一方面,從宮廷與地方互動角度來思考的粵海關成做「廣琺瑯」,除了在具體實物風格與運作規制方面皆可作為一材料豐富、具有研究潛力的案例外,還可成為未來深入探究盛清時期宮廷與地方互動之重要基礎或參照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