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從科技風險不確定性觀點,透過相關歷史事件脈絡之論述分析整理,針對2005(民94)年換發國民身分證按捺指紋引發的爭議,提出了長達十餘年整體社會系統風險論述典範的鬥爭討論。 我們區分兩組風險論述競賽。第一組論述是以生物特徵與數位科技系統的安全確定性為基礎,強調治安與效率論述,為一組「簡單的現代」(simple modern)的生產邏輯,以線性因果的思維認為科技系統的可控制性(可確實保密、儲存)、可彌補性(為了治安犧牲一點點人權也是值得)、與可回復性(即使資料外洩名譽仍可回復);第二組論述站在科技系統的不確定性典範上,強調生物特徵與數位科技系統無論在儲存、複製、保密上的高度不確定性,本文以「反身的現代」(reflexive modern)分析其強調對科技系統的不確定性所將造成的侵犯隱私權、資料外洩、商業犯罪、社會歧視等批判性風險觀點。 同時,從民調上民眾支持建立指紋資料庫的現象,本文提出了建構性的批判解釋。指出在風險具有指涉未來的意義下,公眾對治安利益的未來性感知較為清晰;相對的,由於風險知識鴻溝,公眾對於生物特徵數位科技所將衍生的巨大社會風險較為模糊,因而在利益與風險選擇上傾向前者。然而這種認知型態卻構成了自我隱匿、遲滯處理風險的現象,演變為隱匿、無知下的個人選擇。另一方面,同樣也在風險知識鴻溝的門檻下,技術官僚工具性的推動簡單化約的、單面利益論述的指紋資料庫政策,掩蓋了該項科技系統複雜性的風險問題,造成科技決策者隱匿、遲滯風險的存在,本文稱之為制度性的隱匿與遲滯風險。然而,這些現象已辯證性的形成一種在地社會特殊的文化結構,造成了我國對新興科技風險不確定性之典範轉移的社會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