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論衡》的寫作風是帶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其中對於先秦思想家的批評，主要以〈問孔〉、〈刺孟〉、〈非韓〉三篇爲代表，而〈問孔〉和〈刺孟〉因爲非議者與討論者眾多，所以引起後學兩極化的爭論，但〈非韓〉相較於〈問孔〉和〈刺孟〉並未引起太多的討論與迴響，原因不外是認爲王充的〈非韓〉不僅對韓非的言論作邏輯的批評外，同時更對共政治哲學的內涵與缺失作了深刻的抨擊，可見在後世的觀點中，王充〈非韓〉的批評是較〈問孔〉和〈刺孟〉更爲恰當的，同時認爲可由〈非韓〉中確立王充以儒非法的政治觀。但其實〈非韓〉中所隱含的問題益不少於〈問孔〉和〈刺孟〉，因爲王充對韓非哲學並未有充分的理解，所以王充在〈非韓〉中提出的許多問題，是沒有跟韓非哲學相應的，其次王充〈非韓〉的對象、目的、內容、方法是否得其實，都是必需釐清的問題。故本文籍由〈非韓〉的探討，以呈現出王充〈非韓〉的缺失與困難所在，並以王充對韓非哲學的理解作探討基礎，以釐清王充〈非韓〉是否真正疾其所該疾，抑或是另有衷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