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據與義理的詮釋循環－對中國經學詮釋方法的反思

The Hermeneutic Circle of Textual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Hermeneutic Method of Studies in Chinese Classics

鄒瑩(Zou, Ying)

《鵝湖月刊》 532期 (2019/10) Pp. 51-58

摘要

以戴震前期思想為基礎的乾嘉漢學致力於以考據與義理二分的模式為漢學與宋學定性，在此基礎上建構其清代漢學的自我身份。而此一考據與義理二分的詮釋方法分類模式，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經典詮釋的「權威前見」。而中國經學詮釋學已然表明，對經文義理的「意義預期」支配著文本的「語法分析」這一考據學過程，所以考據與義理可以達到一種「詮釋循環」。因而，對當代學人而言，將考據與義理二分的這一「前見」並不具有有效性，其甚至會在某種程度上造成經典詮釋的失真。

關鍵字

歷史視域 ； 考據 ； 義理 ； 意義預期 ； 詮釋循環

參考文獻

註1： Bryan W. Van Norden, Virtue Ethics and　Consequentialism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25.

註2： 〔德〕馬丁·海德格爾著，陳嘉映、王慶節合譯《存在與時間》，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八七，頁一八七。

註3： 〔清〕姚鼐〈述庵文鈔序〉，見於《惜抱軒文集》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頁六一。

註4：〔清〕戴震〈與方希原書〉，見於趙玉新點校《戴震文集》，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頁一四四。

註6：蔡方鹿〈論漢學、宋學經典詮釋之不同〉，見於《哲學研究》二○○八，第一期，頁六四—六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