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代台灣中部地區的農業拓墾起步較台灣南部地區為晚，迄乾隆晚期至道光年間，台中地區內已形成大小不等的聚落群。在台灣土地農業化的過程中，實伴隨著番漢族群地位的逆轉，漢庄的快速增加與地權的轉移，使漢人族群於人數與經濟上均居地區族群之上風。清代大甲溪北地區的土地拓殖，以大安沖積扇的開拓最早，大甲沖積扇之聚落拓殖以乾、嘉、道三朝最盛，磁磘沖積扇至嘉慶年間才有較多農業入墾聚落的形成；整體而言，大甲溪北地區漢人雖入拓建庄時間為早，但地區內各沖積扇的開拓有時間上的先後差異。地區平埔族群在歷經雍正九年的大甲西社事件後，族群人口與資源均受到損耗，於乾隆初年開始出現經濟上的困難，至乾隆三十年代番佃戶已取得永佃權，同時番社因生計困難只好控官要求提高番佃戶之番租粟額，顯現出在經濟困窘的狀況下，番社為求生存無所不用其極的狀況。隨著地區土地拓殖擴大與聚落的增加，地區平埔族群之地權卻漸流失，標示著地區平埔、 漢人族群勢力的消長。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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