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宗教性與中日近代「民」觀念的構造－梁啟超「新民」與福澤諭吉「國民」的比較研究

Religiosity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Concept of Min in Modern China and Japan: Comparative Study of Liang Qichao's Xin Min and Fukuzawa Yukichi's Guo Min

王崇名(Chung-Ming Wang)

《庶民文化研究》 22期 (2020/10) Pp. 91-110

摘要

中國與日本近代化的歷程主要是因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而起，而非因為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事實上東西方文明的交流已經幾千年了，也僅止於零星的衝突。但是，近代西方與東方的衝突，不僅是在中國與日本，在中亞、印度也都是前所未有的激烈衝突。但是，為何近代的衝突遠遠激烈於過去，甚至成為文明生死存亡的衝突？不僅如此，非西方文明在激烈衝突之後，幾乎棄守既有的文明傳統，直到1980年代全球在地化或是後現代主義興起之後，非西方文明才重新面對既有文明傳統的優點。當然在棄守之際，也是有零星的有志之士，試圖保有既有的文明傳統，但是卻不反對向西方現代化學習，只是感到西方現代化的物質主義有其發展上的限制，無法如自己的既有文明在精神層面上的深邃。不過，對於既有文明傳統，特別是宗教傳統的維護，往往也僅止於弭補西方現代化所造成的問題之不足。傳統與現代化之間，缺乏整體的認識與解釋，基本上還是認為傳統與現代之間是斷裂的。就中國而言，溝口雄三（2011：34）認為中國近代化的自強運動、戊戌變法以及革命，特別是在自強運動之時，正是文明的衝突，不僅僅是國家政治經歷利益的衝突而已。但是在衝突初期，主要被定為是國家之間的衝突，但是隨著衝突越來越激烈，中日知識份子的無力管越來越劇烈之時，文明生死存亡的感受也就越來越清楚。日本福澤諭吉也將日本近代化定調為文明發展與衝突的問題。但是有趣的，中國的知識份子似乎不是如此認為？梁啟超便曾經感概中國人只有天下觀，卻沒有國家觀。令人感到弔詭地，福澤諭吉雖然倡導文明觀，卻是主張「國民論」，梁啟超卻是倡導「新民說」。「國民論」讓人誤解福澤諭吉是要建立新國家，而梁啟超則是為了文明而戰，事實上兩者的主張，卻恰好相反。就本文而言，為何主張文明衝突之戰的日本福澤諭吉，比起主張國家興亡之戰的梁啟超，在思想的傳播上不僅引動知識份子的前撲後繼，相繼投入文明化的社會實踐？相對於福澤諭吉成為日本近代化的國民導師，梁啟超的思想充其量也僅止於學術或是少數政治菁英的思想研究或指導而已，並未形成全面性的社會實踐。為何梁啟超「新民說」與福澤諭吉「國民論」有如此天差地遠的差別，而此差別的背後，是否有其長期而整體的文明習慣？在此文明習慣之下，中日近代化發展的差異，就不是因為梁啟超「新民」與福澤諭吉「國民」的孰優孰劣問題了。這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