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三十年前，大馬華教首領林連玉先生帶著滿腹冤屈，以八十五歲的高齡長眠於吉隆坡。從此，林氏的「族魂」之名，成為了大馬華教最深刻的烙印。本文回到林氏領導華教運動時代的文本世界，重構一種「華教論」。另外，通過與德希達《他者的單語主義》（Monolingualism of the Other;Or, The Prosthesisof Origin）的對讀，以試探林氏「華教論」的兩歧性，並提出一種批判性的詮釋。第一節，提出本文探討的背景、可能與意義。第二節，對林連玉「華教論」進行一種重構，指出其博弈的性格與相關内容。馬來亞權力主體以官方語文的忠誠性格，召喚華語文「他者的單語性」，致使林氏從「華語文」的文化性格中，分裂出能夠宣示「忠誠性」的「工具性」。林氏的博弈策略，雖有現實行動的合理性，卻消極的接受了「他者的單語主義」的侵襲；就算其「非他者的單語主義」的主張清晰可見，卻無法免除暴力的内化。第三節，指出林氏「内部／内在」文化論，如何引起「華教論」的兩歧性。為了回應權力主體「忠誠性」的叩問，林氏必須利用華人身份與中華文化，以凝聚與鼓動本土的華人民意。屆時，一種德希達所描述的「再度刻痕」便生發於林氏的「華教論」中，「華語文」在此的歷史自然連續性，在「華教論」中漸漸疏離、消散。林氏「内部／内在」文化論構造，其「華語文」並非僅有「馬來亞化」的工具性，更接受華人身份與中華文化的召喚。當這種「内部／内在」的文化論形成一種道德主義與中心論的傾向，「中華文化」的認同，已不再具有個體的自由選擇性。在演進的時空背景下，「中華文化」並非僅召喚馬來亞「華語文」的存在意義，它同時屬於全球華人的不同群體；當中國大陸或臺灣的政權反制「中華文化」，以召喚「泛中華文化」認同時，大馬華教將何以自處？林氏「内部／内在」的文化論，並無回應此項理論困境的充足動能。在文章的結論，揭示出林連玉與德希達相遇的文本意義──任何語言乃至文化都俱有「他者的單語主義」潛在的悲劇性格，民族的靈魂不易召喚，它總是回歸他處。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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