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莊子在戰國諸子中獨顯重德輕位而淡泊名聞利養之出世性格，學術思維也流露不趨時潮之風骨與超離現實術用之追尋。從內篇探索其藉託黃帝推演代言至道之行， 黃帝道迹雖在〈齊物論〉、〈大宗師〉中依稀瞥見，實則華夏共祖之千古聖君未曾出現。然莊子在〈大宗師〉中，透過賢哲與高士之對話已然揭示凡夫或聖君，都可藉由忘知而去執行道；也證見莊子道不摻雜政治服務之設想及造作。莊子後學隨著戰國中晚期之學術開放，而與稷下黃老多所交涉融會；是以黃帝道行之闡述主要出自外雜篇，其抉發之遊道治道及養生等思維，儼然來自內篇生命哲學之過渡；弘演的黃帝道行藉言入理喻道，其寄言從形下現象昇揚到形上境界而道次第分明。此外，黃帝遺珠之失道，其覓道途徑不得憑藉知見、感官乃至文言辯索，最終由無心而忘情的罔象尋回道之本體，可謂宗師莊子「吾喪我」一脈開展來的工夫境界之極致。氣化流行是戰國中晚期的重要學思，莊子的氣說本就契應天道大塊之氣，而更重視人道心神之氣。內蘊的心神之氣自莊子所處的戰國中期發展到晚期的形質之氣；當中，神氣到形氣的轉化，從〈養生主〉「庖丁解牛」人刀一體「合於桑林之舞（殷湯樂曲），乃中經首之會（黃帝〈咸池〉樂章）」的主體境界（流露）之氣，到外篇〈天運〉「（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的客體實存（形下聲音轉化昇揚為形上韻律）之氣，不啻也開出其銜接及融合的脈絡與道迹。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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