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nastic Crisis and Censorial Response: Shen Pao-chen in 1854

一八五三至一八五五年滿清政府遭逢其有史以來之一大危機，不僅太平軍在一八五三年建都於南京，國內之捻、苗、囘民亦紛紛起義。其時清政府之旗兵與綠營已腐敗不堪，而曾國藩所組新軍之效能亦尚無顯著之表現。同時，清政府財政又入不敷出，因此朝廷在咸豐初年始放寬對於言路之抑制。筆者以御史對此危機之反應為出發點討論下列幾個問題：（一）假設御史有維護儒家社會傳統之責，他們是否會接受比較新而現實之政策來挽救危機？（二）危機之存在與諫官言論之自由是否有直接關係？（三）朝廷對直言直諫之御史又如何處置？此類問題牽涉極廣，而過去有關清代御史制度之研究又寥寥無幾，故無法作全面答覆。筆者根據沈葆禎所遺之三篇臺諫為中心，略作討論，拋磚引玉，希望引起對清代御史的更充分的研究。沈葆楨（一八二○－一八七九）出身福建侯官低層紳士家族，年少時曾入林則徐幕，後為林壻。一八四七年沈氏獲中進士後，曾在翰林院任編修，其後又在武英殿修書處纂修。沈氏之思想背景可算是正統儒家與經世之學之合流，他在在江南道監察御史任內所寫的奏文充份表現他的經世觀念。清代之通貨膨脹淵源於十八世紀末期，其主要原因是赤銅來源不足。自太平軍起義之後，銅源更為缺乏，清廷因而大量鑄造大錢，印製官票（錢票與銀票），招致沈葆楨之反對。沈氏的論點可見附文（A）。令人注意的是沈氏對此胆敢公開地發表異議，因據筆者所知，除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及沈氏之外，別無他人如此進言。且王茂蔭並不反對通貨膨脹的根本政策，而只是批評膨脹的過份，而王氏在上奏後不久，就被調任到兵部。由此可見，沈葆楨的激烈非議很有觸怒朝廷的可能，幸虧沈氏僅為一名諫官，因此沒有受到朝延的懲罰。清廷保持沉默，對沈氏的奏疏置之不理。自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五四年，太平軍四出攻掠，而清廷始終無法對付。曾國藩的湘軍在一八五四年初雖已勢力漸增，但湘軍聽命授統領，不適於地方性之攻守；各地又因文武不和，兵與勇之間常發生衝突，以至防守無策。沈葆楨力倡文武合一，弁兵分受地方官統帶，以增加統率與行動之配合。沈氏之見解雖非新穎，亦不失為深遠，因清朝傳統的故實為一方面防止軍權集中，另一方面避免地方兵力過度強大。所以，以一八五四年的情形而言，沈民的意見雖值得重視，但因他的提議過於理想（地方官有統兵之才者亦寥寥無幾），而且又有鼓勵地方觀念發展之可能，所以滿清故府未曾加以接納。雖然如此，沈民意見之正確，有他在一八五六年防守廣西廣信府屬之成績可證。以清方軍事而言，一八五四年十月為一大轉機。該月曾國藩的湘軍收復武漢，戰事大有起色。朝延立刻獎賞曾國藩二品頂戴，賞戴花翎，並令署理湖北巡撫，與湖廣總督楊霈、湖南提督塔齊布妥籌分兵留守及進攻長江下游之策。沈葆禎反對如此分散兵力，據他的看法，曾國藩不應負擔地方職任，而應乘勝長驅下游，直攻金陵。曾亦因母喪未除，請求清廷收囘署湖北巡撫成命。在曾奏未到之前，清廷己改變主意，改賞曾氏兵部侍郎銜，撤消署巡撫之命。究竟清廷此次收囘成命是否受沈奏影響，不得而知。但因沈奏與朝廷意見吻合，應曾有助於促成此舉。清代保存之御史奏摺無幾，今日得見者，平均每4.35名御史約只有奏摺一本。所以筆者得發現沈氏之三篇奏摺，十分幸運。但就沈氏在御史任內所寫之全部奏摺而言，此仍不過一鱗半爪，故所下結論，不免為姑且之推測，不敢謂有決然無疑的價值。從另一方面言之，此三篇奏摺亦具有相當之歷史價值，為對於當時若干重大問題之建言，而非平常之彈章，字裏行間顯示御史在危機時期之作用和成績。從沈氏之奏摺，我們首先可見御史之任期並非一定為官僚經歷中之「訓練時期」。沈氏之奏摺富有創見性與主動性。究竟此係由於沈氏本人之性格，抑係因當時情形危急之影響所致，著者無從判斷。其次，御史之主要任務為維護儒家社會之傳統，沈氏之奏章不但富有儒家思想色彩，且有過份理想之嫌。沈氏之議論不但表露儒家理想與當時現況之距離，亦且有觸怒朝廷，惹禍於身之可能。因清廷在咸豐初年雖稍為放寬言路，但言官因言事受懲之成數仍頗高。這一矛盾現象可能與當時之危急情形有密切關係。惟御史之言論自由雖受多方面之限制，懲罰成數亦高，然清廷於危機期間對各方之反應亦相當敏感。沈氏對於通貨膨脹之非議即是攻擊清廷政策最力之一篇奏摺，而並未招來沈氏個人之不幸。關於軍務之奏章，雖是對當時情形之批評，然不失為一篇富有高深眼光之議論，固仍未被接納，但頗受朝廷之注意。此三篇奏摺中，結果最受到朝廷欣賞者為第三篇奏摺。此篇奏摺既未表示政治意見，亦未對清廷當政者或政策過份批評，而其意見又與朝廷意思相吻合，所以不久之後，沈氏即按推薦升任。沈氏雖在危急時期對清廷政策有所批評，但不失為一直言善諫及忠良之言官。此等言官在清代御史史上誠難能可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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