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蘇哈多軍事統治時代，印尼華人生活在排華情緒與同化政策的壓力下，日常不能公開讀、聽、寫中文，不准在家庭以外的實踐文化風俗，所有華文學校也因此被關閉。但是，另一方面，印尼提倡有神論立國，推行宗教反共政策，保障原住民本有多元宗教自由，卻也使得各種華人信仰組織有機會依附于原住民本有的佛教信仰。全盤更名「佛寺」的華人民間廟宇，除了獲得通融保留原來的漢字文物碑銘，也繼續收藏與使用原本宗教需要的老舊典籍，並因此擴大了印尼「佛教」的陣容。當廟宇無言中成為華人宗教書籍最後傳播據點，人們唯有藉著宗教掩護去學習和使用華文，「誦經需要」曾經是整整幾代華人讀華文認漢字的合理解圍方式。利用印尼語翻譯「佛教」書籍，實際上也等於借用強勢族群語言文字去維續弱勢文化傳承，即使這樣的文化傳播並不全面，也有偏差，它還是確保當地華人藕斷絲連的文化認同。進入21世紀，很大部分印尼華人子弟在同化政策長期薰陶下已經不諳華文，可是當政治演變至民主化時代，印尼教育部推動全國學校設置華文科，人們卻驀然發現，早期迫不得已採用印尼語言的華人「佛教」書籍，已然不再局限於華人，反而開啟了華人宗教/文化向著數以億計的泛馬來人族群展開文化對話的先機。這是當年冀圖同化華人的那一代人所預料不到的。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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