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以Toby Miller的「文化勞動的新國際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Cultural Labour, NICL)為研究架構,檢視自2001年《臥虎藏龍》之後,所有跨國合製華語片的生產模型。 對美國好萊塢而言,全球票房成為21世紀急欲攻佔的領土。相較於1997年,美國2001年主要製片公司的海外票房達68.21億美元,增加了五分之一。而台灣電影創作者長期依賴政府輔導金,以及發行通路在美商的限制之下,「跨國合製」儼然成為新型的電影拍攝、行銷模式。 蓋布瑞爾在《第三世界電影批判理論》中指出,台灣電影工業在某種程度上,映證了「第三世界國家電影」的事實,即「第三世界電影的第一個無條件同化階段中,無論是工業、主題,或是風格都以好萊塢電影工業為依歸。」 查菲(Jan Jarvie)在《電影與社會》(”Movies and Society”)中認為,觀察電影至少可由四個角度出發:第一、電影工業體:是誰製作了電影?怎麼製作;第二、電影觀眾體:誰看電影?為何去看?第三、電影本體呈現了什麼?以及第四點、電影評論體:誰評析電影?如何批評?於是乎,電影的「幕後花絮」,亦可成為新馬克思學派所言,「公開生產過程」的除魅化進程,以解魅普羅觀眾對於電影製作的神秘感和攝製過程中,背後所囊括的互動、衝突,和彼此間的意涵。 2004年11月,由「三視多媒體公司」、「李啟源電影工作室」以及「公共電視」合資的《巧克力重擊》拿到新聞局國片輔導金800萬元,由曾在好萊塢工作的李啟源執導演筒,並聘請好萊塢攝影師Lawrence Schweich掌鏡與燈光師Justin Duval設計本片的藝術氛圍。後期製作會由好萊塢剪接師來台進行預告剪接,並且聘請二位得過艾美獎的音效師來台灣做音效。 雖然並沒有外資挹注,《巧克力重擊》的工作模式援引跨國合作方式,結合好萊塢工作人員與台灣本地影視人員,建立起一套新型工作模式。本研究以《巧克力重擊》做為研究個案,以影像紀錄片的方式,就近觀察台灣電影工作者與好萊塢電影工作者拍攝期間的互動,並檢視Toby Miller在「文化勞動的新國際分工」所提出的,全球化文勞動者的工作條件,以及在社會運動與人口特定年齡層之內,作品、文本及主體性的意義,究竟具有何等倫理及政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