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探討作為北朝高門的山東士族,其入唐後之政治境遇與仕宦表現,當門第光環已落,這群舊日士族要如何轉型,憑藉新興的科舉制度,以擠身於唐政權之中,並逐漸佔有一席之地。本文使用的史料為近年來大量出土之石刻墓誌,以及新增補的唐代登科記考,試圖重建當時山東士族參與科舉活動的實際情形。對於隋唐之際普遍政治地位低落的山東士族成員而言,科舉是他們向上攀升的重要管道,隨著高宗以降科舉在唐政權中的重要性逐漸增加,藉由科舉入仕的山東士族,他們所擔任的官位品級也大幅提升,進而重新恢復其政治優勢地位,維繫門戶於不墜。 唐代由於文學風氣大盛,席捲整個知識階層,科舉的錄取標準亦受其深刻影響,其中地位最高的進士詞科特重詩賦文才,士子紛紛勤習於詩文寫作,因此山東士族於唐代前期大舉投身於科舉活動之現象,亦伴隨著對於文學知識與技巧的學習與涉獵,影響所及,進而改變山東士族以儒家經學為主的學術傳統。本文對於山東士族與文學關係之探討,採用個案研究之方式,以初唐著名的文人盧照鄰和崔融家族為觀察對象,討論山東士族對於文學風潮接受以及參與之現象,另外藉由崔沔家族的案例,考察山東士族以儒學為主的家學底蘊,在時代風氣與價值標準影響下,而面臨文學化轉型之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