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提出一科技治理歷程的架構,探討台灣社會自1970年代至2012年,對於產前遺傳診斷、胚胎著床前性別篩選,與出生性別比的治理政策。本文分析社會對於性別篩選的問題定義、實際的治理手段,政策的執行與造成的後果,也探討醫療專業與婦女行動者對於政策的立場與協商。在研究的進行上,蒐集相關媒體報導與政府公報、管制檔案與網路資料,以研究架構的概念來分析文本。本文發現在三大治理範疇中,治理政策扣連著「反對性別歧視」以及「反對墮胎」的脈絡。治理手段及政策的執行度增強,從「醫界自律」漸漸轉而以「法律」及「數字」來管理,同時,政府的治理權限增強,醫界自主權及婦女生育權逐漸地限縮。本研究認為現階段政府單位的治理方式仍有其盲點,且行動者之間趨於對立,因此,呼籲社會進行政策協商並致力於提升性別平等,共同制定出更妥善的性別篩選治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