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國家機關對人民發動搜索、扣押前，除須符合該等強制處分之合法性要件外，尚須符合比例原則，亦即應先選擇對當事人侵害最小之方式。實施提出命令之社會成本極為低微，偵查階段對當事人之名譽或隱私權等損害之可能性不高。提出命令相較於搜索、扣押，幾乎無侵犯性可言，不失為可達成與搜索、扣押相同目的之最佳或適合手段。 然而我國法關於提出命令之主要規範，僅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2項規定等寥寥數字。至於提出命令與搜索、扣押之關係為何？提出命令是否為搜索之前置作為？提出命令後是否必然有扣押？何人有權命令提出？法院或檢察官？又得對何人提出？自然人或法人？被告、證人或其他關係人？如對被告或有拒絕證言權之證人提出，有無違反不自證己罪或拒絕證言權？被告或有拒絕證言權之證人可否拒絕？其要件為何？行使之方式有無限制？無正當理由拒絕時，有無任何效果或相關規範是否足資因應？不服時，有無救濟程序？如有造成損失應如何補償？等問題，則付之闕如或有待解釋。 本文擬以上述疑問為出發點，就我國法、實務運作情形及學界見解作評釋，輔以美國法相當於我國法之提出命令為借鏡，研擬若干建議，加強拒絕提出命令之效果，俾發揮我國法提出命令之效能，而非形同虛設或具文。更重要者，乃避免因法律規範不足，使提出命令遭致濫用，而使接受命令之人民權利受損，或受損後卻無救濟及補償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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