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洗國家:奧古斯丁神學政治觀詮釋

大體而言，促成參政作為信仰實踐方式的要件有二：外在環境的允許，以及內在信仰的支持。就外在環境來說，在君士坦丁之前，基督徒參與政治的客觀環境雖然不是不存在，但卻隨時必需面對教難的挑戰，自德西烏至戴克里先的歷史發展，更是逐步壓縮，乃至消滅了基督徒參與政治的可能性。在此情況之下，此時教父們論及政治之處，多半是以「服從」為主軸，一方面要求信徒服從上帝所設立的權柄，另一方面也向世間權柄表明基督教的無害，訴求對象是作為被統治者的信徒，而其目的則是向統治者輸誠；但在君士坦丁之後，政教關係卻得到了一個根本的翻轉，以往迫害教會的帝國政府，如今自願成為教會的保護者，而教會的視角也因此發生了轉換，由過往的仰視，轉而成為平視（如優西比烏），甚至是俯視（如安布羅斯），在奧古斯丁的論政之作中，我們也可以發現教會以往對於信徒「服從」的呼籲，現今轉而成為對君王、臣子的訴求，教會政治地位的提升，直接反映在其發言對象的轉變之上。然而，在另一方面，外在環境的允許，卻也不是導致參政成為信仰實踐方式的充要條件。我們已經見到，君士坦丁的皈依固然提供了基督徒一個參與統治的機會，但在此同時，卻也挑戰了一項具有悠久歷史的基督教世界觀，並危及建立於其上的基督徒認同。這種世界觀成長於教難之中，並藉由與外在世界的對立以及殉道來確知自己的定位，在教會受迫時期，這種二元對立的世界觀曾凝聚、鞏固了基督徒認同，讓教會自教難中獲得成長茁壯的力量，甚至在君士坦丁之後，這種世界觀的承繼者依舊試圖透過聖徒崇拜或是與政府的衝突，來尋求與教會的過去取得聯繫，對他們而言，「受迫者的教會」既是信仰的印記，與世間權柄便絕無妥協之日，當國家被視同撒旦之時，即使是帝王的皈依亦不能停止義人對世間權柄的詛咒，罔論參與世間權柄的運作。。而在此同時，君士坦丁的皈依固然挑戰了基督教二元世界觀的基礎，另一方面卻也讓部分信徒耽溺於「新天新地」降臨的狂喜，而將羅馬帝國視為彌賽亞王國的翻版，甚至完成。這種世界觀在賦予羅馬帝國宗教意義的同時，也讓帝國權力滲入教會之內，甚至讓羅馬帝國成為救恩史的一部份，而排斥了任何衰落或後退的可能性，其結果便是教會獨立性的消失，以及被迫為帝國歷史提出宗教解釋，羅馬淪陷對教會造成的挑戰即根源於此。在將國家神聖化之後，教會非但未能吸納世間權柄的力量，反而是與國家一同分享她「綑綁」與「釋放」的權力，並與羅馬帝國一同承擔它所可能遭受的災厄。因此，雖然羅馬帝國的皈依的確提供了基督徒一個參與統治的機會，卻未必給予基督徒參與統治的動機。信徒可能無視於環境的變化，而堅持傳統的對立立場，也可能沈浸於「救恩完成」的氛圍之中，而失去了對世間權柄的質疑。然而，妖魔化國家與神聖化國家兩種傾向雖然看似南轅北轍，但它們對於統治權柄變動可能性的理解卻是一致的：前者的國家是得不到救贖的魔鬼，後者的國家則是不會墮落的天使，在兩者的想像中，「現狀」都是不變而僵固的，而在這樣的世界裡，人的主動性就算不是不存在，至少也是沒有意義的。奧古斯丁所面臨的挑戰，便是在這兩種教會政治觀之外，尋找另一種看待政治的方式，一方面要適應新政教關係，另一方面也要不依附於帝國政府。而本文所抱持的看法是：奧古斯丁對政教關係的回應，及其神學政治觀的建構，其最終基礎在於人的意志。對奧古斯丁而言，世間萬物以其源出於上帝，其本性皆是善的，而惡之發生，則導源於人錯置了愛的秩序，這種背離上帝的傾向來自於原罪，而在此之後，人也必需藉由恩典才能停止背離上帝。然而，雖然墮落之後的人行善必需仰賴上帝之助，但只要意志主動接受上帝的恩典，善惡之間的不對等關係則已注定了惡的消解，惡雖然能夠造成極大的傷害，但也將在恩典之下消失於無形。因此，人的意志乃是決定一個人為善或為惡的樞紐，而群體既是由個體所組成，其樣態也將由構成它的個體所決定，但人之善惡既然要到末日方能揭曉，那麼群體的價值內涵自然也要到終局之時方能論斷，在此之前，人必需恆心向善，並試圖使惡人在末日到來之前得到改變。因此，雖然人與人之間的宰制關係並非上帝對人類的最初規劃，但世間權柄以其源出於上帝，其本性便不可能是惡的。世間權柄之為惡，是因為居於統治之位的人受宰制欲所惑，而忘卻了統治的意義，即使撒旦可能在此過程中佈下誘惑的羅網，但最終的決定權仍在於人，因此，雖然上帝也會利用暴政來貫徹祂的意旨，但暴君本身仍要為其暴行負責；而在此同時，善人出於對上帝意旨的敬畏，除明顯瀆神的命令之外，則對於賢君暴君必需一概服從，並在服從之中得到上帝的祝福，無論是世間的秩序，或是殉道的恩典。而在另一方面，雖然世間萬事的本性並非為惡，但是這也不代表有任何世間組織能夠被視為神聖的。以羅馬帝國而言，其既為屬世之物，那麼它就自然無法完成靈魂的救贖，而既然德行必需以信仰為基礎，那麼在帝國臣民虔心崇拜上帝之前，羅馬帝國就甚至無法為其成就感到驕傲；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人的屬天或屬地既然要到末日才能有最終答案，那麼無論是羅馬帝國或是教會，在稗子與麥子分開之前，就也沒有理由宣稱自己只含納了義人。因此，不僅將羅馬帝國神聖化是錯誤的，甚至將教會神聖化也是錯誤的，無論是帝國或教會，其價值內涵都必需由構成它們的個人來決定，而意志則一方面決定了個人的意義，另一方面透過人對世間萬事的參與，意志也將決定世間萬事的價值意義。於是，藉由將善惡的軸承置於意志之內，奧古斯丁抽空了統治權柄的意義，無論是統治權柄本身，或是伴隨著統治權柄而來的戰爭、懲戒之權，都不再具有不可撼動的神聖或邪惡意涵，而有待於意志的重新定義。基督教傳統中的「愛人」與「愛神」，於是同時成為統治權柄的填料，以及對信徒責無旁貸的呼召，一方面要求信徒進入統治權柄之中服事上帝與人群，另一方面也藉由信徒改變統治權柄的意義，不僅要維護世間的秩序，更應照料人群的靈魂。簡而言之，奧古斯丁先藉由意志化解政教之間僵固的界限，再以「愛人」與「愛神」為呼召，將原本內蘊於教會的能量釋放到國家之中，並以信徒的政治參與改變了統治的意義。政治權柄不再是「義人」所應拒斥的穢物，反而成為教會之外的另一個信仰實踐場域，不僅戰爭中的傷亡得以被最終的和平與正義合理化；審判中因無知而造成的誤判，也因為審判者的善意而得到了諒解；而對他人靈魂得救的關懷，則讓干涉信仰甚至成為統治者的政治義務，當統治者的善意與虔誠成為臧否功過的最高判準之後，戰爭、刑罰與宗教壓迫等看似與「愛人」相斥的統治手段，便也在「愛人」的理據下得到正當性。

關鍵字

特爾圖良；安布羅斯；宗教壓迫；教會史；政教關係；魔鬼；異端；優西比烏；神學政治觀；殉道；奧古斯丁；政治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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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tullian ； Eusebius ； Augustine ； religious persecution ； devil ； church-state relations ； Ambrosepolitical theology ； theological politics ； church history ； martyrdom ； heresy

參考文獻

1998 《懺悔錄》，周士良譯，台北市，台灣商務

1985 《奧斯定哲學導論》，劉俊餘譯，台南市，聞道

2002 《羅馬帝國衰亡史》，黃宜思，黃雨石譯，北京，商務

Armstrong, A.H.

197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Greek and Early Medieval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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