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快速成長,日本首當其衝地面對這股「中國崛起」的勢力,「中」日之間在東亞地區的權力結構變化,勢必影響兩國之行為,具體呈現在2010年中國大陸成為世界第2大經濟體之後,「中」日雙方於東海與釣魚臺爭議衝突不斷升高引發「中」日關係的緊繃狀態,直至近期(2017至2018年)才因「中」美貿易戰延伸的經濟現實問題而有所趨緩。 因此,本文試圖透過「權力轉移理論」作為途徑,驗證東亞權力結構變遷形成中國大陸與美日兩國在東亞並立的格局,並以「權力不對稱」大小國關係的觀點探析在這權力消長期間,「中」日兩國如何在東海與釣魚臺爭議上互動,包括其外交作為與軍事手段,以因應東亞區域權力體系的轉變,並檢視日本行為是否符合權力不對稱理論中的小國「過度反應」情形。 透過資料分析驗證,本文研究發現,因「中」日的國家實力差距造成東亞權力結構轉變,影響了「中」日雙方對彼此的認知,使彼此關係越趨緊張。然而中國大陸增強軍備及進行軍事現代化改革之決策並非僅針對日本,而是它必須藉由此途徑才能將美國的勢力排除在亞太地區之外。而日本積極強化美日同盟及拉攏亞洲國家加入日本圍堵中國大陸的陣營,係針對「中國崛起」後其在東、南海擴張海權對日產生之威脅所做出自我保護的作為,然而從近期日本在面臨美國懲罰性關稅脅迫下,與中國大陸維持經濟緊密的合作夥伴關係,推論出日本在東海及釣魚臺列嶼之舉措,符合權力不對稱理論中「小國期望自主地位被尊重」之過度反應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