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台灣流行文化中的「日本」再現 －中日、太平洋戰爭記憶為例－

戦後台湾のポピュラーカルチャーにおける「日本」表象 －日中・太平洋戦争記憶を中心に－

謝明諭(Ming-Yu Hsieh)

指導教授 ： 天江喜久

長榮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應用日語學系(所)/碩士(2015年)

https://doi.org/10.6833/CJCU.2015.00128

摘要

摘要

台灣人的日治時代與戰爭記憶的「日本經驗」，在戰後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代飽受打壓。國府以大中國主義為本位的「祖國化教育」來進行對台灣的去殖民，但也消弭了台灣的本土化，換句話說，成長於日治時代的台灣人，於戰後不僅僅是日本語能力以及日治時代的經驗都無法立足社會，就連自身的母語等本土文化也遭受無情的差別待遇，本論文第二章的第一節所提出的延平學院事件，正是體現成長於日治時代的一輩台灣人於戰後初期所一開始面臨的窘境，間接造成台灣人特殊的「日本觀」。隨著爾後國府的戒嚴體制的確立、白色恐怖的形成，這一輩的台灣人逐漸更成為緘默、沒有自己聲音的失落一代，並與日後成長於戒嚴時代受「祖國化教育」的子女也產生了矛盾與隔閡。
在戒嚴時代成長的子女在學校課堂，所被教授的台灣日治時代的歷史教育，也為官方所主導的「祖國」論點，將他們的父母正值青春年華的日治時代以「暗無天日」、「奴化」等字眼加諸形容。而且這些教育內容，也如同上述第二節談論的電影一樣，不詳細客觀及全面，並常強調與「祖國」連繫的抗日人士才是為此時代階段的中心。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也造成當年真正屬於台灣日治時代以及戰爭記憶相關題材甚少的主要原因。原在戰後初期的冷戰格局的情況下，官方雖然於此時沒有太過強調「反日」，但在對內統治上已經造成戰後父子世代之間對日本的「代溝」。
1972年台日斷交之後，言論自由與媒體尚在被官方所掌控的社會，官方引導於此時開拍了許多大型抗日愛國電影來激起國內對日本的「同仇敵愾」，蔚為當時的風潮，但這些故事也是就如原先這些「祖國化」的教條內容一樣，還是所謂的大中國主義為基調。而難得出現以日治台灣為背景的戰爭記憶的流行文化作品的電影《梅花》，該片還是將真正的台灣民眾排除在外、客體化，講述那天馬行空的戰爭記憶以及自己所認定的「日本」樣貌，塑造出那「失憶性」的記憶。
這正是戒嚴時代台灣流行文化中的「日本」如此寫照。
台灣隨著解嚴以及陸續推動自由化與民主化，社會達至開放，也包含過去對日本流行文化限制的解禁。在這些種種現象的影響之下，也造成了解嚴後流行文化作品的「日本」再現有著如此多樣繁雜的面相。無論是李登輝時代仍保留著「大中國主義」思維的手法，亦或是當今漸為主流的「國民」視點的大眾史學的創作，還是因90年代「哈日」情緒興起以至於出現看似表面脫離正軌的藝術，這些大相逕庭的「日本」再現某方面也顯示出當今台灣多元、包容、自由開放的社會。
筆者於第四章結論第一節大致細分出去殖民化與後殖民主義，以及國家視點與國民視點此兩大差異的部分並加以分析。總結出戒嚴時代的作品為去殖民化與國家視點；李登輝時代作品為後殖民主義與顯性國民視點（故事內容）隱性國家視點（創作者）的參雜；後李登輝時代的作品則同為後殖民主義與國民視點為基本。這些戰後流行文化作品當中，以再現的對象共通為戰前殖民者「日本」，而內部牽涉的國家視點則為「中國」視點，國民視點是「台灣民眾」視點。戰後台灣流行文化作品對於「日本」會有「中國」國家視點與「台灣民眾」視點交錯的現象，身為前日本帝國殖民地戰後以面對前殖民者所創作的作品之發展樣貌可謂算是獨一無二的了。戒嚴時代的電影《梅花》可說絕對地「中國」視點對「日本」進行毫不留情地善惡批判，日本人多是惡人，台灣人，更正確的是中國人則多是善人，具有中華五千年悠久歷史傳統台灣人的優秀中國人，對抗具有現代化奴役台灣且欲將台灣人抓去南洋當炮灰的日本人，終將會盼來偉大祖（中）國過來光榮解放的一天。李登輝時代的作品，對於「日本」開始正視、試著客觀角度重新看待，再也不是以日本就是惡人，台灣就是善人的論點，開始僅以日治時代台灣民眾為故事主角，儘管這些主角們是否真實存在，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角色確定非以往戒嚴時代披著台灣人皮的中國政治百姓，並藉由這些角色試著還原再現出當時的戰爭記憶與「日本」，然而戒嚴時代的中國視點並非一朝一夕隨著改朝換代隨即消失，由於創作者們成長背景造就出這些雖表面以台灣民眾為本的視點作品時，隱隱約約地還是透露出台灣人的祖國是中國的思維。後李登輝時代，逐漸形成全台灣民眾視點作品的出現，完全跳脫以往的中國的國家視點，真正完全以自我台灣民眾的國民視點去還原再現出當時的戰爭記憶與「日本」，以致於比起昔日戒嚴時代也好、李登輝時代也好，更加增加客觀論述的可能性。此舉「台灣民眾」視點對抗昔日國民黨政府「中國」國家視點，也象徵了國民對抗國家的這種下層階級對抗上層階級的歷史史觀，歷史的撰寫權力由以往的官方壟斷轉變為民眾自由論述。
戰後以來台灣流行文化作品的「日本」再現會有如此的發展變化風貌，其背後反應出與台灣戰後以來的自由化、民主化與本土化發展有關。戒嚴時代國民黨政府以中國意識為本體對「日本」實行去殖民化的同時，卻也無情打壓台灣的本土化。若依照一般殖民地國家來說，以同為戰前日本帝國殖民地的韓國為例，由於韓國戰後並非像台灣有新的外來統治者轉進，而容易是以韓國自身民族為主體對「日本」實行去殖民化進行批判，而台灣的戰後發展恰恰非如韓國這種一般的殖民地國家一樣，因而有如此對「日本」的再現面貌。時間越接近解嚴，台灣的本土化浪潮為了對抗所謂國民黨政府的中華民族本位意識的敵人，間接也把戰前的殖民者「日本」找來加以對抗，形成特殊的對日情懷。「日本」再現從一開始的反日、到客觀地論述，甚至近年的相對親日，也見證了戰後以來台灣的本土化與日本之間的種種變遷發展。

關鍵字

去殖民化 ； 後殖民主義 ；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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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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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植民地化 ； ポストコロニアル理論 ； 日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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