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初由於推行海禁政策，因此禁止通番外國，這也是明代海貿政策基本原則。但是，福建地區自宋朝開始海外貿易就相當興盛，元代泉州更是著名的國際海貿大城市，地方上積累了豐富的海貿傳統和技術，因此明代的海禁政策，勢必會和社會期望相衝突。由此，福建海上活動狀況就相當複雜，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對海外貿易禁止的拉力，另一方面則是社會一股向海外發展的推力。而在這種關係中，福建地方官員在中央的嚴禁和地方的違禁之間，又是如何自處和應對？對福建海禁發展又產生什麼影響？本文即以隆慶開海前福建地方海禁發展為軸，從制度史和社會史的角度切入，討論福建官員的整體角色演變。 明代海禁在福建的發展，各時期狀況皆有所不同；在海防和陸上的海禁執行也有所變化。造成改變的原因有多種面向，本文即從制度史和社會史的角度來探討，制度史方面像是中央對海禁的推行、各層級地方官員的態度、海防對海禁的影響及市舶司的功能及調整等；社會史方面，地方上官紳關係、地方化發展、國家與社會討論，以及像是鄧茂七事件、嘉靖倭亂爆發等，皆會在文章中予以脈絡化的討論。總之，隨著時間的發展，明代中央及地方上的官紳民之間產生各種互動，而福建官員在這些互動中，受到來自中央和地方的壓力與利益，影響了他們對海禁的態度和想法，也改變了海禁在福建地方的執行狀況。這種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關係，最終促成各種海禁內容的調整，甚至在月港開海。在此過程中，地方官員實不僅是作為單純聽命中央的「官方」角色，也有其自身的聲音與彈性。 本文在分析結構上採用垂直以及水平二種。在垂直結構上即是一般所說中央和地方關係，中央所代表的意義，不只是一種概念，更多的是一種權威和資源，因此中央對地方的態度轉變，必定會對地方的狀況造成影響；此外，本文另一分析結構即是水平結構，這個結構也就是福建地方上的海禁關係結構，筆者將此結構大致分為三個因子，即官、紳和民。而在處理這些分析結構時，筆者也嘗試將學界社會經濟史研究成果帶入，例如西方學者的地方化論述(localization)，以及華南學派學者對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研究等，以期在研究論點與內容上，與現有的研究成果進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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