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傳統漢化決定論不能充分解釋蒙元時代華北地方官學的發展與蒙元政權的關聯,本文以1233年至1307年之間的京兆府學為中心,考察華北官學的重建、發展歷程,試圖從中探索蒙元政權的作用、位置,說明統治中樞或各種地方統治者參與地方官學,與自身接受漢法、了解儒學的程度不必然互為因果,亦指出蒙元政權仰賴官學執行儒戶考試、吏員考試與建立文治形象等要務,因而關切地方官學,故而成為華北官學走向興盛的主要動因。 細部地說,從蒙元入主中原直到忽必烈統治中葉,舉行儒戶考試構成蒙元整頓華北官學的重要因素。結合吏制與地方官學,則是忽必烈統治中後期到成宗時代逐步進行的改革。儒戶考試一向附屬於全面而大規模的戶口清理,是蒙元進行戰爭動員、遂行征服計畫的準備工作。吏員考試則關乎政府基層人員的組成、素質。換句話說,華北官學發展呼應了蒙元政權從積極對外轉而內向守成的趨勢。另一方面,建立文治形象是蒙元政權不斷進行的工作,京兆府學之例突顯至元中葉以後心懷爭奪寶位野心的安西王建立文治形象的努力。因內部政爭而產生建立文治形象的需求成為影響京兆府學的發展的一大要素,亦符合上述趨勢。 本文也針對其他學者關注或曾觸及的課題,包含政府和社會參與地方官學的比重,《元史‧許衡傳》的史源,以及三教提舉與行省儒學提舉官的沿革做出補充、修正。總之,本文交互參照華北官學的發展過程與蒙元統治華北的歷程,提出新的取徑、新的觀點,也在與蒙元前期的華北官學史有關的細節部份做出新的考證、新的貢獻。 關鍵詞:大蒙古國、元代、地方官學、儒戶、歲貢儒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