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穆堂與清初陸王學

余英時內在理路說以程朱陸王之間的關係討論儒學智識主義的發展有其內在依據。本文擬從理學內在理路的另一個議題：王學知行關係來看，王學由陽明「知行合一」說漸趨「行先知後」與「知先行後」說的發展，正可以探究客觀認知精神建立的發展，「知識」在王學傳統中取得一席之地的歷程。穆堂揭示，與其在「知行合一」中盤旋，提倡「行先知後」說另闢溪徑，不但能夠確保道德實踐的行動義優先，更可以妥貼安排「知識」獨立的地位。雖然在王門中提出「行先知後」說的，穆堂並不是第一人，由王門後學來看，已經有學者提出「行先知後」，甚至「知先行後」說。然而探討被梁啟超以「李穆堂結江右王學之局」描述的穆堂的「行先知後」說格外有意義。穆堂總結王學江右派的最後成果，可以藉此來觀察「行先知後」說在王學傳統及儒學智識主義中發展的意義。在穆堂看來，陸王非虛而實，原因在於陸王學有踐履「實行」的傳統。但他也承認，在「行」之外必須建立客觀之知，以補王學之不足，探討如何由「知行合一」到「行先知後」調合知與行兩方面的關係。就認識論而言，「行先知後」與「知先行後」這兩說之於「知行合一」，除意味著「知識」在王門獨立以外，提倡「知先行後」者以為「知識」是「行為」的嚮導；提倡「行先知後」者說的是「知識」源於「實踐」，這是知識來源正好相反的兩種認識論。「行先知後」說代表重行主義，重行主義者強調實踐是知識的來源，他們重視在客觀事物實踐的經驗知識，反對未經驗證的純粹理論知識。陽明思想雖有經驗主義的成分，但因為「知行合一」說是就知行「本體」而說，「知先行後」說與「行先知後」說是就知行「工夫」而說，與「知先行後」說與「行先知後」說相較，「知行合一」說不容易分別次序，如此一來經驗知識來源的問題，顯得含混。作為王門後勁的穆堂的「行先知後」說，重視經驗知識，與其說淵源自陽明，更是陽明「知行合一」說的修正，代表王學經驗主義在清初的新發展。實踐論與知識論是清末民初現代儒學的重要議題，穆堂之所以備受梁啟超與錢穆推崇，緣由在此。透過對穆堂「寓知於行」實踐論與知識論的探討，有助於發掘清中葉與民初儒學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