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論文旨在探索《管子》書中所見之陰陽五行思想。陰陽與五行，原本有不同的來源，且發源甚早，早在春秋時期即已各自獨立發展。陰陽思想，應當來自於先民觀察到日照的有無，向上探索，歸結於對「日月」的崇拜，試以解釋所看到的世界。五行思想的來源，應當是西周晚期以後逐漸興起的五材觀。先民嘗試將這世界的一切存在加以分析，得出「水、火、金、木、土」五種物質元素，並從「分類」演變成「解釋」，將這五項當作是構成世界的五樣重要元素。五行說的特色是具有分析、歸納的性質，能夠將天地萬物分屬其位的空間結構，但缺乏自我運轉的內在動力，而此恰恰是陰陽說的長處，隨著時間的推移，將空間的變化涵蓋其中。陰陽說與五行說的結合正好可以取長補短，以四時教令為基本內容的陰陽學說采取了五行的空間圖式，二者相得益彰。 《管子》由「道」建構出一個系統化的精氣說，並將陰陽與五行運用於說明天地建構的依據。推究其理論仍是將道落實到人世間，尋求一個統治者可以長久實施的政治準則。陰陽四時的變化是天地的道理，而刑德政令的施行，必須與四時變化相合。故《管子》陰陽五行思想下的宇宙觀之建構，目的在提供統治者的施政依據；關於陰陽五行思想下的政教觀，《管子》認為，天地間一切都是陰陽的變化而來，陰陽的變化，也就是「時」的變化，是故統治者的施政必須掌握「時」的變化，針對時勢採取最適宜的作法，方能達到成效。 陰陽與五行的合流，分開來看，可以說它們各自提升轉變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合而觀之，則標誌著陰陽五行思想作為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框架已經逐漸形成，這一創造性的理論工作，正是由《管子》開始並初步完成。之後的鄒衍、《呂氏春秋》、《淮南子》、董仲舒等，都是循著《管子》開創的道路，對之不斷修補、充實和完善，從而開創了中華文化發展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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