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南宋浙學於儒學發展中之意義

孫華璟

指導教授 ： 莊耀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國文學系/博士(2012年)

摘要

浙學一詞，最早由南宋學者朱熹（1130-1200）所提出，用以泛稱南宋行政區域兩浙東路一帶的學術。本文以為，學界目前對於南宋浙學的考察，面臨兩大困境：其一為南宋浙學諸子並未提出明確且共通的學派主張，彼此之間也無明顯師承關係。由於整體特色不顯，後人遂多僅就其中的金華、永康、永嘉等學派各自分論，偶有觸及整體浙學議題者，多為零星泛論，且多陷入一種後智論的思考（諸如：因時局動盪遂倡言經制事功、因重事功遂主戰愛國、因地處商業繁榮的浙江遂尚功利等）；其二為後人對於南宋浙學的評價與研究觀點，多深受朱熹影響。諸如以事功、功利主義的角度讚揚或指斥浙學；或以朱熹曾批評呂祖謙、陳亮推崇《史記》、《左傳》，而以為浙學重史不重經；或因陳亮、葉適等浙學諸子反對朱熹的道學主張，而以為浙學反對整個理學傳統，甚至目為儒學之歧出、異端。後人在借用朱熹的觀點評價浙學時，往往失之簡易地將浙學視為朱子學說的對立面，而過分誇大某些概念之間的異同。
為了突破上述研究之困境，南宋浙學必須置於一個更多元、寬廣的視野下來進行考察。余英時指出，前人對於南宋學術的研究，多著重於哲學史或理學史，而忽略宋人的政治思想與政治活動。這觀點造成一個相當普遍的印象，即南宋儒學的重點在「內聖」而不在「外王」。然而，《朱子文集》中關於政治與學術之比例，幾乎不相上下。而且此種「政」、「學」兼收並蓄的情形，不僅朱熹為然，兩宋士大夫幾乎無不如是； 劉子健也認為，「哲學和思想絕不限於抽象的理論，常常受到政治環境的刺激而發生反應。」 本文亦以為，若能由此角度考察，方知從朱、陸的無極、太極之辯，到朱、陳的王霸義利之辯，到葉適晚年對程朱洛學的批評，顯現的無一不是他們對於現世國家社會的關懷。他們希望透過客觀化的討論，甚至是理論化的架構，為積弱不振的南宋政局，提供一套解決良方。
本文第二章，首先討論宋代學術史中的大議題—正統與異端之辨。在朱熹學說的影響下，闢異端似為儒者應盡的職責，且為振興儒學的唯一良方。然由呂祖謙、陳亮、到葉適，均反對朱熹闢異端的主張。經過本章的探討，得出以下幾點結論：（一）陳亮站在多元文化的觀點，肯定異於儒學的其他學說價值。面對南宋儒學之衰頹，他主張儒者應汲取異學之長，以救儒學之失；（二）呂祖謙站在道德涵養的立場，歸勸朱熹勿過度懲創佛老異學。他認為儒者為了闢異端而與之對辯，不僅是自卑其學的表現，也將助長異端之氣燄。振興儒學的方式，應直就闡明正學著手；（三）葉適身處黨禍交爭的南宋中期，更深切體認到闢異端所引起的黨同伐異之惡習。《習學記言序目》中的「講學大旨」，不僅為駁斥周敦頤、張載、二程、朱熹以來闢佛老之非，全書之作，更為了提倡踏實論學的重要性。唯有「學」方能致「道」，徒論「道」不足以致「道」。陳亮、呂祖謙、葉適三位浙學諸子，均由不同面向指出闢佛老之非，並各自提出振興儒學之方。就南宋淳熙、慶元間所發生的黨爭黨禁，而回觀浙學諸子的言論，方可見其用心。
在正統與異端之辨中，陳亮意識到南宋儒學已不足以回應時代的課題。本論文第三章，遂接著以南宋淳熙九年（1182）至紹熙四年（1193）之間，陳亮與朱熹的論戰展開討論。後人在探討此場辯論時，多認為陳亮主張「義利雙行、王霸並用」 ，故與朱熹尊王賤霸、崇義去利的思想發生分歧，並粗略地將陳亮的思想理解為尊霸重利。其實，朱、陳二人均主張「尊王賤霸」，在論辯的過程中，也未存在著王與霸孰優孰劣的問題。本文以為，陳亮向朱熹提出的論戰，主要指出南宋儒學所面臨的困境。本章由「人∕道」、「人心∕道心」、「權變∕常道」、與「成人∕醇儒」等四組關係進行考察，得出以下幾點結論：（一）在「人∕道」關係中，陳亮認為「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為道」，他強調人對於道的彰顯、作用意義，欲藉此改正南宋朝廷與士風苟且委靡之習；（二）在「人心∕道心」關係中，朱熹徵引《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說法，反駁陳亮「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的觀點。朱熹欲精擇人心，使之不雜乎道心；欲守之一，而不使天理流於人欲。朱熹的說法，護住道德理想的崇高性，卻也否定漢唐的存在價值。在與陳亮論辯的過程中，朱熹意識到〈大禹謨〉此十六字的重要性，而本章也比對他於淳熙十六年（1189）所作的〈中庸章句序〉，與淳熙十二年〈答陳同甫八〉之間的關連性，從而確定朱熹與陳亮論辯，對於其道統理論的啟發；（三）在「權變∕常道」關係中，陳亮指出儒學之「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才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因而強調知幾觀變以應世的重要性；（四）在「成人∕醇儒」關係中，陳亮期勉朱熹「學為成人」，以擔當開廓時代的使命，而勿僅作「守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的醇儒。總結上述的結論，陳亮主要指出南宋儒學僅著重於內聖發展，而輕忽外王事功，遂導致無法回應時代的課題。
南宋理學逐步向內轉的傾向，浙學諸子多已察及，並紛由不同面向思考如何開出外王的問題；然在另一方面，朱熹也曾就內聖的立場，批評浙學「只管去考制度，卻都不曾理會箇根本」 。究竟浙學諸子如何看待「制度」與「道德」之間的關係？浙學諸子對於外王制度的探求，於儒學發展中又有何意義？本章透過薛季宣與葉適兩位永嘉學者對於《尚書˙洪範》「皇極」的討論，進行考察。經過本章的探討，得出以下幾點結論：（一）就經典詮釋之理論基礎而言，薛季宣〈皇極解〉完全依照《中庸》與《大學》之體系，作為詮釋「皇極」思想之內在根據；降及葉適，早年《進卷》中的「皇極」，已劃歸於外王領域，故純就〈洪範〉原文立論，而未旁涉《學》、《庸》二書。然他仍視《學》、《庸》為建立理想秩序不可或缺之理論根據；至晚年《習學記言序目》中的「皇極」，葉適則已完全不依傍《學》、《庸》之理論體系，而逕由《尚書》中的史料尋其經典依據；（二）由薛季宣到葉適，對詮釋「皇極」思想所採用理論根據之轉變，反映出南宋外王與內聖學說之分化日益顯明，而南宋浙學與程朱道學立異之態勢，遂告確立；（三）南宋浙學的外王傾向，是在理學家內聖體系逐漸完備之際，所相對而生。其外王基礎，仍植根於深厚的內聖涵養。此種涵養，是始終貫徹於外王制度之中心主軸，也是外王制度之所以可能建立之唯一根據。從薛季宣到葉適晚年，南宋浙學對於內聖涵養之堅持，始終如一。職是之故，南宋浙學的外王傾向，絕不可單純理解為只言事功而不重道德之學派。反之，南宋浙學對於外王制度之重視，是為了輔助百姓的道德實踐；（四）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於〈中庸章句序〉中，確立了內聖道統之傳承體系與內涵；葉適於《習學記言序目》中，也提出另一套以外王治統為重的道統體系，並對程朱道統「曾子、子思」以下數人，提出強烈質疑。葉適此舉，並非針對孔孟儒學立異，而是為了重新定位儒學之本質。
透過以上三章的討論，本文以為南宋浙學興起於理學發展漸傾於內聖涵養，而與外王學說逐漸分化、甚至轉為兩相對立之際；而浙學諸子面對此一發展態勢，均試圖發揮制衡之作用。浙學諸子的言論，雖不同於朱熹等理學家，然此立異，乃基於一更高之期許，乃不願南宋儒學再局限於內聖涵養，而輕忽外王事功等現實問題。浙學諸子站在內聖涵養的基礎上，冀能進一步推闊外王事功，以臻內聖外王兼備之理想。雖迄南宋之世，浙學諸子的努力終告失敗，然就儒學整體之發展而觀，如何基於內聖涵養以開出外王事功，仍是個不可迴避的問題。

關鍵字

浙學 ； 金華學派 ； 永嘉學派 ； 永康學派 ； 呂祖謙 ； 葉適 ； 薛季宣 ； 陳亮 ； 異端 ； 公德 ； 皇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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