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曹洞殿軍--永覺元賢禪師研究

范佳玲

指導教授 ： 王開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國文學系/博士(2005年)

摘要

元賢在明末佛教史中佔有一席之地，雖然也受到學者的關注，但是一直缺乏完整性的研究。本文對元賢作了全面性的研究，以期較完整呈現元賢的生平思想，彌補過去相關研究的不足。
從元賢生平事蹟的考察，可以知道，他是個積極入世的禪僧。元賢對於當時佛門的弊病，並不只於亂象的揭露與批評，而是實際投入於佛教復興的工作。他以鼓山為基地，展開佛教的復興事業。有鑑於明末僧風的濁惡，元賢不以勢力擴充為目的，而致力於僧團素質的提升，不僅提倡戒律，也重視僧眾的教育與德行的啟發。
除了建寺安僧外，元賢亦深謀遠慮於鼓山的永續經營。他改變傳統寺院以寺田為主的經濟型態，採多元化的方式經營鼓山。這不僅使鼓山在以小農為主的中國社會裡，避免了與民爭田的問題，同時也讓鼓山更具開放性、更切合民眾的宗教需求。對於具備禪特質者，施予禪修的鍛鍊；具有淨土傾向者，給予念佛法門的指導；期望皈依受戒者，開堂授法、傳授戒律；對經典教義有興趣者，印經流通、往復討論；希望捐輸納福者，接受奉獻；需要經懺助念者，應允承接；鼓山呼應著人們對宗教的不同需求，成為一個綜合型態的寺院。
至於對寺院與政治關係的處理，鼓山在復興之初，就自覺的不捲入反清與擁清的政治鬥爭中。雖然擁有強而有力的護持者，對於佛教復興工作有莫大的幫助，特別是在戰亂的時代裡。但是卻也不免捲入爭鬥，失卻宗教超然的地位。元賢拒絕作政治意向的選擇，雖然因此失卻相關的資助，使得復興的步履更顯艱困，但實不失為一明確的決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元賢將世法與佛法視為一體的思考。他認為法運的衰頹來自於世運的坎坷，於是積極於人心的轉化、風俗的改變，希望透過人心整體的轉變以改變世風、扭轉世運，在世運隆盛之際，法運自然也就興盛了——這是元賢的思考。佛教在元賢處，不再是隱遯深山、離群索居的出世宗教，而成為與時並進、發揮教化功能的入世佛法。衲僧也不只是為個人求解脫的自私自利，而成為社會救濟、移風易俗的推手。元賢隨緣應世、低調沈穩，隱而不隱的弘法哲學，在明末混亂的時代裡，為僧伽的應世，樹立了良好的典範。
此外，元賢在佛寺與僧史的編纂上，投入了相當多的心血。雖然相關的研究很少論及，但對於佛教史料的保存，無疑地具有相當的貢獻；而其恢弘古德典範的苦心，亦在其中。
鼓山湧泉在明末以後，成為東南大道場，台灣的佛教源流亦多來自於鼓山。由鼓山之興，可以證明元賢的方向是正確的，他為鼓山的永續經營定下了穩固的基礎。
在思想上，元賢對於「禪」始終有著徹底的堅持。對於心性，元賢重視心的虛空靈寂，強調心之知為空寂之知。因此元賢的禪只能從心的冥契與逆覺體證上說，他不認為文字可以契於般若，反對各種形式化、義理化的禪；主智路線不是他禪的進路，將禪視為文字遊戲，更是他所痛斥的。對於禪，元賢要求切實的參究、徹底的證悟，即便是對禪學宗旨的探究，也要強調是徹見本心本性之後的事。元賢真參實修的強調、素樸簡約的禪法，為明末紛亂的禪界，注入了一股清流，並且回歸了慧能禪的基本精神。
元賢雖然是個禪師，但是並不排斥其他教法。他重新肯定戒律的地位，在以戒律重整僧團的同時，亦透過戒律與世俗倫理的接軌，擴大了佛教戒律的教化功能。關於淨土，元賢不僅認同念佛的可行性，並具體提出一套完整的修行方法，為淨土的實踐提供一條可依循的進路。他也以簡單淺顯的文字，疏解佛教經藏，使得佛典更具可讀性、義理更加通暢。他以兼容並蓄的態度，廣納所有的教法在自身的思想體系中。但是對於元賢而言，無論是戒律、淨土，乃至諸善行，都只是禪法的前行方便。所有的修持，都必須被深化到禪悟的階段才有意義；所有的經教，都是禪師個人禪悟經驗的註腳。元賢在回應時代宗教融合需求的同時，對於禪門的立場又有著一定的堅持。因此即便他註經說教、倡律談淨，元賢徹始徹終都是個禪者。
元賢以儒入釋的背景，使他對於明末三教會通的問題，具有回應的能力。他反對混融的三教說，嚴格的區分儒釋道的異同。他在批評儒道缺失的同時，更以佛教義理改造儒道思想，並進一步範圍二家於佛教的體系中。元賢的會通，實是就著佛教立場而說，而且態度強勢堅決。因為在他看來，儒道總是有其理論的缺陷與不足，會通是救儒道而非救禪，唯有透過佛理的引入，會通才有機會成為可能、理論也才有希望臻於圓滿。這樣的會通，或許難以得到儒道二學的認同，但是他對自家學說的自信、續佛慧命的熱忱，是絕對值得肯定的；而其對會通所做的努力，亦有思想史之價值。
元賢的整個生命都與時代有著密切的呼應，他在堅持禪法純正性的同時，以應化利世的慈悲情懷，成就廣納多元的思想、發為救世工作的熱情。對於明末佛教而言，元賢的地位與貢獻，是無庸置疑的。

關鍵字

永覺 ； 元賢 ； 鼓山 ； 湧泉 ； 曹洞 ； 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