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危機與詮釋傳統——論梁啟超、胡適對清代學術思想的詮釋與意義

張錫輝(Xi-Hui Zhang)

指導教授 ： 胡楚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國文學系/博士(2000年)

摘要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文化危機是一種深刻、範圍廣大的「意義危機」，本文從「詮釋危機」的方向切入，這只是我們的視域，本不預設著窮盡問題的意思。在本論文當中，我們嘗試指出中國近代的文化危機源於詮釋危機，這是文化危機的根源性問題。因此，我們在論文當中所指稱的文化危機大多是指詮釋危機而言。當然我們並不否定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存在著不同層面的意義危機，張灝先生就曾經為文指出中國近代的意義危機導致中國人的「精神迷失」，張先生更進一步將「迷失」設定在「道德迷失」、「存在迷失」以及「形上迷失」。
張灝先生的分析有存在主義的色彩這是與本文不一樣的地方。本文認為中國近代的文化危機在於意義的失落，而意義的失落源於當代人感受的傳統突然間不再適用於世界，過去所熟知的意義突然間變「陌生」了，因而導致詮釋的需要，詮釋傳統與詮釋自我，這兩者是一樣的。這是因為人類在詮釋時，總是應用自我存在處境以進行詮釋，因而理解就是理解自我。透過對於詮釋對象的理解總是同時反過來照亮自我之處境，這當中蘊含著詮釋學的循環。
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文化危機中，中國知識份子遇到自我處境瓦解的處境，中國傳統的觀念與世界觀突然間不再享有中心位置。然而這個過程的自覺是十分緩慢的。這是因為中國傳統儒學在歷史傳承的過程也曾經發生過多次的意義危機，因此，晚清文化危機剛開始時，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應對之道是採用傳統的方式，即對當前之儒學傳統加以攻擊，宣稱當前傳統誤解了孔子的真實意義。任何對當前危機的超越，必須回歸儒學的本質。他們透過自我的處境詮釋中國傳統的經典，並對其做出符合當代困境的詮釋，這樣一來便能夠宣稱儒學足以應付當前危機。這個作法是標準的儒學復興意義下的反應模式。晚清時的康有為及採用這種方式，希冀透過孔子教義的真正復興，以求超越當前的困境。康有為的保教論，事實上是傳統意義下的產物，儘管他貌似激進。他的激進是因為對於當前傳統的否定，因而在當前傳統的維護者看來康有為的主張並非儒學思想。
這個質疑，除了上述原因外，另外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是中國近代這場文化危機的意義不同於往昔。傳統的意義危機是因為政治、社會問題引起的，這些問題基本上並未超出中國傳統文化的限隔，因此，儒學復興者多能從中國傳統經典找到其安身立命之依據。中國近代的文化危機卻不同於往昔，許多問題跟挑戰都是前所未有的，例如民主、科學都不一定能夠在中國傳統經典找到依據。康有為詮釋的失敗在於他想將西方的民主、科學觀念強加諸於中國傳統經典中，其《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等書，連其學生梁啟超都懷疑其可靠性。當然更加無法說服敵對論者。
康有為的另一個失敗其實跟當時的環境有關，清代經過乾嘉考證學的洗禮，具有很濃厚的智識主義氛圍。這點一直到民國初年都是這樣的，余英時先生在分析胡適為何能在中國近代「暴享大名」時，曾經指出胡適精擅考證，故能說服當時上層文化的菁英份子，這是胡適能夠成功的一大關鍵。 胡適成功之處，正是康有為失敗之處，梁啟超曾經在其《清代學術概論》當中指出其亦時時不滿康有為之武斷。因而康、梁分派。
康有為與梁啟超的分派之所以重要，在於梁啟超放棄保教的主張，因而也造成超越傳統儒學復興的模式，梁啟超主張調適中西文化，以造成新的文化，他並且使用一個中西結婚將誕生新子嗣的比喻來說明這種情形。梁啟超所採用的模式基本上是所謂的「淬礪其本有而新之，採補其本無而新之」的模式。這個架構終其一生未曾放棄過。梁啟超的淬礪採補說影響了整個世代的青年。胡適亦深受其影響，然而透過研究，胡適面對中西文化的態度雖然近似梁啟超，但二者在內容上確有很大的衝突。
他們的衝突是藉由詮釋傳統來表達的，雙方意見之分歧尤其在詮釋清代學術史上面表達出來。這是十分有趣的現象，過去，學界長期認為胡適與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思想史的詮釋上是一樣的，然而透過我們的研究我們發覺他們的詮釋有很大的差異。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思想史這領域的著作是最先也是直至目前而言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從光緒30年﹙西元1904年﹚的〈近世之學術〉到民國9年﹙西元1920年﹚的《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皆抱持著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可被稱為進化史觀，這是一種歷史定論主義的機械式史觀，他預設人類歷史背後有一條放之四海皆準的法則，由於相信人類的歷史必然地朝向進化發展，並且循著一條類似的法則前進。因此梁啟超希望透過中國與西方歷史的比較，找尋中國進化之契機，這個願望，加上希望平衡發展中西文化，不希望在採補的過程迷失中國本位的立場，因此梁啟超在1902年寫下《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這本書的第八章就是上述提到的完成於光緒30年的〈近世之學術〉。
透過與西方歷史的比較梁啟超肯定了以下諸事，第一，中國的專制政治阻礙了學術思想的自由，大一統的習慣使思想自由不可能，這個狀況必須被打破。因為梁啟超相信思想自由是促成近代歐洲文明進步的主因。這個結論成為梁啟超意識中最為核心的觀點之一，從此他強烈排斥思想統一，以思想統一為墮落。第二，西方近代之發達乃因文藝復興時期之思想解放。梁啟超依據時代與類似特徵，更重要的是進化史觀的支持，使他在中國找到清代學術，梁啟超從此相信清代學術正是中國之文藝復興。第三，西方文藝復興造成西方思想解放與自然科學興起。透過這三個重點，梁啟超認為中國落後的關鍵在於文藝復興時期，西方走上自然科學之路，而中國走上文獻考證之路。同時由於梁啟超在光緒30年前後猶受到今文學派否定清代考證學觀點影響，以為清代考證學「無益於人國」。所以梁啟超在〈近世之學術〉當中採用「諷喻式」筆法書寫清代學術史的悲劇性發展。從其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梁啟超將政治力的干涉視為一種無所逃避之命運。
民國9年梁啟超遊歐歸來，開始投入學術研究中。梁啟超此時對於科學的信仰雖已開始動搖，然而尚未徹底改變，反而受到胡適的激勵與影響，撰寫《清代學術概論》，透過我們對其運用筆法的分析，我們知道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基本上是運用機械式論證模式，這是因為其背後的進化史觀的緣故，同時因為受到胡適整理國故以及將清代考證學視為科學方法論的關係，梁啟超放棄了諷喻式筆法，他不再對清代考證學持否定性的看法。並且以「為學問而學問」的智識主義態度反駁自己早年「無益於人國」的主張。梁啟超的機械式論證表現在其「生、住、異、滅」的分期中。整體說來，此時梁啟超對於清代學術史的詮釋策略是採用「時代思潮」說，這個說法基本上反映了梁啟超史觀上的矛盾，梁啟超此時亦經開始注意人的意志自由問題，然而梁啟超很清楚這個觀點與其進化史觀有所扞格，所以他想盡辦法調和二者。他承認個人在歷史上是有所作用的，然而個人能否發揮作用必須有賴於社會整體是否能夠認同，這個說法將個人對歷史的決定與歷史背後的因果律則，做了初步的調和。
梁啟超的史學觀念在民國12年﹙西元1923年﹚以後基本上完全放棄進化史觀，而強調個人意志自由的力量。因此造成他在撰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放棄將歷史事件納入某種詮釋架構的作法，而是就歷史事件本身加以分析。這造成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架構的分散。
與梁啟超不一樣的是，胡適對於清代學術史的研究基本上未曾寫出概論性質的作品。然而他的智識主義路線，使他將清代考證方法視為科學方法，這個觀點則將清代學術的傳統延續到民國。他提倡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作為他的新文化運動的一環。過去學者大都忽略了「整理國故」另有一層積極意義，即是透過整理國故拉出中國智識主義的傳統，以此接續西方科學傳統。從這個意義來說，他所採用的架構基本上同於梁啟超，然而對於中國傳統是什麼？兩人有很大的不同。胡適強調中國九百年來的智識主義傳統，梁啟超卻主張智識主義與德行之學並重。他們雙方的歧見藉由科玄論戰的路線之爭，激化胡適對於清代學術史的意見，胡適因此愈發肯定清代學術的智識主義傳統，將理學斥為「玄學」加以攻擊。
梁啟超、胡適的詮釋是近代治清代學術史的學者所不敢忽視的。近代的學術規範大多將問題知識化，因此，梁啟超的意見被視為純學術的問題。同時我們總是在常識經驗中預設著歷史研究是在發現事實，因此在理解梁啟超、胡適對清代學術史的看法時，我們是將其說法放在清代歷史事件中加以檢驗。本文則將之拉回到其學說產生的處境，他們對於清代學術史的詮釋，其實也在詮釋自我。從詮釋學的立場來看，我們對他們的詮釋，同樣地無法免除這個循環，我們只是想指出這樣的詮釋循環是人文學科無法避免的，任何歷史理論都帶有論者以及詮釋者的痕跡。明乎此，也許我們在討論歷史事實之餘，能夠擁有更寬廣的視野。

關鍵字

梁啟超 ； 胡適 ； 文化危機 ； 清代學術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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