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代商人崛起,儒商的特殊性使其文化逐漸從四民中分化出來,置身於上層士夫文化與下層通俗文化之間,形成獨特的價值觀,而隨著時代輪替,商人的內在涵養也屢有變異。從明代儒商的獨特性至清代各地商人遍佈,商人的興起不只顯見於經濟上,社會文化也隨之更動。明代儒商的文人氣質相容於貴族社會的戲曲文化,故將其在經濟上的成就,錦上添花的使崑曲藝術更為蓬勃發展;清代商人則傾向於商業考量,地方戲飽含市民文學的生命力蘊含無限商機,故商人的轉向扶持,也成為清代雅部與花部消長的重要因素之一。 徽商是最能體現儒商精神的最大商幫,而徽商族裔潘之恆又是明代戲曲活動的中堅人物。潘之恆戲曲理論的開展,不僅積澱著傳統的曲學基礎,更是明代戲曲表演藝術的結晶,其所寫下的隨筆札記,見解精闢深刻,而且具有突出的實踐性。明清時期曲論多圍繞在作家作品上,忽視了表演者的貢獻,潘之恆的出現,以畢生精力探究演劇過程論,記載了明季演員表演藝術的精華。然而這樣的成果並非偶然,就潘之恆的家世背景、人生際遇來觀看,皆有脈絡可尋。潘之恆在表演藝術上的啟發,對戲曲理論批評具有某種開拓的意義。潘之恆累積數十年觀劇經驗的獨到見解,不僅前有所承,也後有所繼。他不與世俯仰,隨世所好的投身於戲曲編劇批評的行列,而是能忠於自己所好,從表演的角度出發,對當時地位不高的表演者,進行獨到的評論與留下精采的小傳。並且還對演員的藝術秉賦與遴選培養作了許多精闢的闡述。潘之恆獨出機杼的審美眼光,為我們留下了許多豐富珍貴的史料。而再由潘之恆為儒商族裔的觀點出發,審視其對於戲曲的貢獻,用經濟力的角度看明清戲曲變革,在花雅消長的眾多複雜原因中,又有了不同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