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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位論文

傳統、國族、公眾領域—臺灣一九七0年代新興詩社研究

指導教授 : 楊昌年、李瑞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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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那的確是個令人焦灼不安的十年……一九七0年代因為全球冷戰結構鬆動與跨國經濟發展,連帶使戰後臺灣政經文化自此開始產生最關鍵的發展與分歧。臺灣現代詩詩壇在一九五0、六0年代未曾底定的爭議,以及已看似鞏固的現代主義美學典律,也在這十年被再次檢討。但這次領銜此一詩美學對抗運動的是戰後第一世代詩人與其主導的一九七0年代新興詩社,此意謂諸多詩學問題,將以另一種更為開闊、嶄新的文化格局,以及更深入現代詩文體結構內部論題的方式重新面對。 無論戰後第一世代詩人在七0年代,還另外擁有哪些如戰後世代詩人、新生代詩人等等之稱號,一九四0年代中至五0年代末出生的他們,身上確實累積了各種交互疊合的文化因素。這決定了他們在一九七0年代初,不約而同地以詩少年的姿態,扛領「重估傳統、再造國族、進入公眾」大旗,顛覆一九六0年代那看似已然穩固的現代詩知識地層;卻也注定使他們在歷經現代詩論戰與鄉土文學論戰的洗禮後,各自在文化、詩學的光譜上打散重整。詩是詩人的信仰,但那十多年之間,詩也可以讓詩人不安。 本論文尚不在驅使文字,引領讀者返回那些詩不安的場景,更意在探述裹藏於一九七0年代新興詩社與戰後第一世代詩人間的諸多問題:在後現代紛圍即將抵達的前夕,詩人如何以更精密地選題企畫與編輯決策經營紙媒詩刊,再次展現紙媒詩刊影響詩壇走向的力道?詩人既以國族視角介入現代詩壇各種西化、非現實之沈?,但在臺灣這座落不上鎖的島嶼,他們勢必要重新梳理由國而族,由公眾而私己的歷史記憶,這不同位階的歷史與文化經驗難道就真能通貫如一?而中國性又是如何透過一連串官方作業結構性地影響詩人們的詩學論述?過往錯誤的現代主義創作論固不足法,那麼在詩學主張外,詩人們又該以怎樣的詩法與詩型,落實自身的體驗與理想? 對於戰後第一世代詩人透過一九七0年代新興詩刊所進行的世代動員與文體改革,本論文主要透過歷史研究、知識考掘學、文學傳媒與詩刊傳播等研究方法,探討1970-1984年間現代詩文體典律的細膩變化。由此可以發現戰後第一世代詩人主導的現代詩文體改革運動,本身實存在歷時性的發展與轉型。 戰後第一世代詩人並非一開始便以反現代主義詩學典律的形象,在現代詩壇中出現。檢視一九六0年代末期戰後第一世代詩人的詩作可以發現他們一開始也存在現代主義的暈影,但已進入自我鏡像辨析的階段,嘗試進行主(國)體困境的釐清。進入一九七0年代初期,他們則透過自我詩刊的詩學聲明,呈現結合「(自我)世代性—中國性—現實意識」抵抗「前行代—橫移說」的詩學意識結構。 為強化自我現代詩改革運動的力量與正當性,因此一九七0年代初戰後第一世代詩人的詩學聲明帶有新舊別群的策略性與暴力性。但經過一九七0年代中期探討前行代代表詩人白萩、楊喚、洛夫、葉維廉、余光中、鄭愁予,所凝聚的大眾性、純粹性、中國性的論題,也引動了自我面對前行代詩人所存在深沈的影響焦慮。為在書寫上追求獨創性的始源語,使戰後第一世代詩人內部的詩語言意識自然地由「現實性—中國性」到「大眾性—鄉土性」進行轉(深)化。 相對戰後第一世代詩人詩語言概念的遞變,一九七0年代後期至一九八0年代初期一系列鄉土文學論戰、美麗島事件、前衛爾雅詩選之爭刺激,使得戰後第一世代詩人內部在文體意象論、文體知識觀、文體功能論上開始產生光譜分化現象,進而與前行代詩人進行整合,於現代詩壇中匯聚出不同的詩美學班底。 在現代詩文體書寫美學的發展上,戰後第一世代詩人強化、引動一九七0年代前未被廣受注意,甚至「非法」的書寫論題。其中可以發現,戰後第一世代詩人的現代詩語言美學主軸有三,即重視(1)現實力度、(2)結構概念、(3)簡潔風格,據此他們也擴編了現代詩修辭論的範疇,嘗試運用(1)對話形式、(2)敘事性語言、(3)音樂性的經營,在實際書寫上則帶有(1)追尋中國性、(2)崇尚鄉土性、(3)發展敘事詩特色。戰後第一世代詩人這樣緊密、多層次的現代詩美學,不只使得臺灣現代詩文體書寫系統更為健全,更使得現代詩文體對現實情境的表(再)現更具穿透力。

參考文獻


亞洲現代詩集編輯委員會,《亞洲現代詩集第二集》,臺灣臺北:笠詩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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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澤,《薔薇學派的誕生》,臺灣臺北市:洪範出版社,1977年。
包宗和,《美國對華政策之轉折:尼克森時期之決策過程與背景》,臺灣臺北市:五南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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