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和《秀才的手錶》是由生長於不同世代的兩位作家──黃春明和袁哲生,在相近的時代中所創作出來的作品。它們都被稱為鄉土文學,但卻分屬於不同的鄉土文學類型,本論文即在探討二書之間的異同及其中所代表的意義。 在時空架構上,二書的場域同樣是鄉村,但黃春明所選擇的鄉村是與時代接軌性極強的鄉村;袁哲生所選擇的燒水溝,則是較為封閉,年代和外來力量的干預性不是那麼鮮明。時空架構有所差異,所表現的主題意識也大異其趣,《放生》以老人為主角,反映整個社會大結構改變後,所產生的各樣問題;《秀才的手錶》則探討各種不同類型的時間雖無法盡信卻又具有強大主宰力量的荒謬性,以及從時間問題所衍生的生命思考問題,充滿了後現代解構及現代主義思索個人生命價值的色彩。在小說世界的層面上,《放生》營造了一個雖然不能解決現實問題但卻充滿溫情的人間世界,而這種寫作方式,就讓整部作品呈現出溫情滿溢的風格;《秀才的手錶》則經營出一個如遊戲般活潑有趣的世界,這樣的世界,帶出的就是謔謔的敘述風格。 此外,二書不約而同地融入台灣傳統習俗、傳說,但不同的是,《放生》在傳統色彩外,營造了虛實莫辨的神祕氛圍;《秀才的手錶》則加入了西方魔幻現實的手法。在方言的運用上,《放生》承續黃春明早期融入國語原素的寫作特點,在處理方言時仍以國語為主,只有在必要時才使用方言語彙;《秀才的手錶》則以重現閩南語原音為企圖,但對用字十分講究,即使不了解閩南語者,也能從字面上推敲出意義。另外,《放生》所呈現的語言,已較黃春明早期作品精緻;《秀才的手錶》在處理方言素材時,則如早期作品般,以質俚的方言為主,但更加熟練。而二書所使用的諺語,傳達出的方言使用者的情感表達模式與文化訊息頗有相似之處;但由於方言在文字使用上尚未統一,加上兩位作者處理方言的原則並不全同,因此在方言的文字選擇上有所差異,且有不夠嚴謹之處。 在人物形象的方面,《放生》中的人物形象,基本上未悖離「寫實」的層次,並藉人物刻畫來反應現實問題與世態人情;《秀才的手錶》中的人物,尤其是在線性時間軸外的人物群像,則突破了「寫實」的樊籬,在寫實之外添加了魔幻的色彩,藉這些「非寫實」的人物來闡述書中所欲探討的抽象議題,雖然二書中的人物,無論虛實,皆帶有濃厚的鄉土特質,但在擬塑人物的方式上卻有所不同。 綜合本論文的探討,可以得知:《放生》基本上沿續了黃春明早期作品的創作特質,既符合七○年代鄉土文學陣營所強調的「寫實」、「批判」的精神,又能夠善用閩南語方言,並如實地呈現台灣傳統地貌人文景觀,並於其中寄託其人文理想關懷,可說是接續七○年代鄉土寫實批判精神卻又更加成熟的鄉土小說。至於《秀才的手錶》,在方言的使用與描摹鄉土風物上,並不遜於前輩,但此書的目的不在反應現實,而在探討時間、人生等心靈層次的問題,所描繪的人物類型、鄉野傳奇及所呈現的作品風格也與傳統作品大異其趣,打破了傳統「鄉土寫實」的框限。因此,我們可以說:二書都對保存台灣傳統做出了貢獻,但《放生》保留並發揚了鄉土文學固有的人文關懷精神,《秀才的手錶》則開創了鄉土小說的寫作手法與思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