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川康興業公司的創辦與經營模式分析

本論文嘗試從制度經濟學的視角出發，並以川康興業作為個案，透過對其籌備與創辦過程、公司的制度設計及其經營活動與經營模式等諸議題的分析，試圖回答以下兩個重要問題，一為川康興業公司所展現的制度創新意涵與經營限制；二為此一過程中所體現的，國民政府與重慶金融財團之間的政商關係。透過本論文的研究，本論文認為川康興業公司的制度創新意涵表現於兩個層面，分別為國民政府地方經濟建設制度的制度創新，即戰時國民政府試圖建構一套結合中央、地方與民間力量的新型態的地方經濟建設制度，川康興業公司即為國民政府的重要嘗試；以及川康興業公司自1942年8月以後，逐步採用的集中化管理制度與大型公司化的組織結構，其制度特徵實對於戰後國民政府國有企業公司制度的建構提供重要參考。至於川康興業公司的經營限制，本論文認為主要有三：一為資金規模與戰時經濟環境的限制，使川康興業公司無力執行原本規模宏大之建設計劃；二為自辦或合資興辦的企業數量過少，如各類生產性事業皆只有一到兩間企業，實難產生規模經濟以帶動該產業，甚至是區域的經濟發展。三為公司經營者未能以專業與公司利益為經營的首要考量，如在前期的墊款代辦原料與企業投資，受扶助的對象，多與公司高層往來密切，最後，此一過程中所體現的，國民政府與重慶金融財團之間的政商關係，本論文認為兩者實呈現綿密而又複雜的政商關係。在川康經濟建設相關活動的開展與川康興業公司的經營中，並不難看見重慶金融財團成員的積極參與，兩者之間的互動與合作十分密切。但在川康經濟建設以外的領域，如公司與產業經營方面，雙方便存在著既合作又衝突的政商關係。但總體而言，本研究認為兩者的政商關係應是合作性大於衝突性，因國民政府在四川的統治基礎薄弱，實需要在地的政治與經濟精英協助推展相關建設，重慶金融財團這批帶有軍、政背景的經濟精英，確為戰時國民政府推動川康經濟建設的重要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