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告訴之代行

現代法治國家對於犯罪之追訴，必須由司法機關進行，而追訴過程是否得以無所障礙完成，並非僅由機關之意願即能貫徹，尤其在告訴乃論之罪更是如此，欠缺告訴則無由完成犯罪之追訴懲罰，達到保障人民權利之目的。所謂「告訴乃論」，乃指「犯罪被害人向具有偵查權限之機關，申告犯罪之事，並具有請求訴追之意思」。惟世俗案件之狀況，無法盡如人意，特別在告訴乃論之罪，某些情況將出現「無得為告訴之人或得為告訴之人不能行使告訴權」之窘境時，對於犯罪之訴追即出現困頓，檢察官不得逕以其職權將犯罪嫌疑人起訴，法院也無從為實體裁判而終結案件。此時有賴刑事程序法之彈性變革尋求解決之道，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即有「代行告訴」此一制度，用以解決此類無從告訴之困境。乃透過檢察官另行指定代行告訴人行使告訴權，以滿足訴訟條件、司法被動性與不告不理之要求，此一代行告訴之制度，規定於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一項。　　惟我國文獻在探討代行告訴之內涵時，仍未全面的釐清代行告訴之面貌。其並非得以任意發動，仍有一定程序上、要件上之要求，更重要者，必須專注於代行告訴可能並非對於所有告訴乃論案件，均有發動之可能性。其應有追訴必要之問題，亦即在比較利害關係之後，產生禁止發動代行告訴之效果。本論文之討論重點即在於代行告訴之應然面與實然面，以及在程序中、實體上所具備之結構關係，最後是反映在我國實體法上之各種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