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土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剝奪。惟土地徵收制度理念，係於國家為公共目的或公共用途之必要，在用盡其他方式仍無法取得所需土地之下，不得已的「最後手段」，並非優先選取的手段。因此制度設計理念上，為保障私有財產權的私有使用性之自由處分原則，乃具體地以「協議價購」為土地徵收之先行程序，國外相關土地徵收法制，亦皆以此為圭臬。我國土地徵收法制中有關協議價購之規範，於1930年之土地法第337條規定中，有「…需用土地人與土地所有權人不能為直接協定或協定不成立者，得為徵收之聲請」之規範，惟於1946年土地法修訂中，已刪除此規定。而於土地法施行法第50條第10款規定中，對土地徵收計畫書，應記明「曾否與土地所有權人經過協定手續及其經過情形」。但此規定在司法實務上，認為法律並未規定協定為土地徵收之先行程序，故不影響土地徵收之效力，致人民財產權保障之旨意，無法實行。迨至2000年土地徵收條例制頒後，有鑑於此，乃於條例中第11條規定「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自此奠定了協議價購之法定先行程序，達到徵收為最後手段之意旨。惟自確立協議價購為法定先行程序以來，輒有因協議雙方地位不平等，致協議價購流於形式，難以發揮其功效之議，甚或認此為延宕徵收程序，影響徵收效率之所在，認為在追求財產權保障之同時，不應犧牲效率之追求。然追求財產權保障之社會公平正義同時，豈真無法與經濟效率併存嗎？財產權保障之經濟意義，自財產權學派提出財產權界定之經濟意義，以及Coase交易成本定理的廣泛應用，使得法律之經濟分析，蔚成為一值得重視之發展方向，尤其Calabresi及Melamed所提出的法則，更為現行財產權派檢討財產權保障經濟意義之重要方法。爰此，本文嘗試藉由Calabresi所建立之財產法則(Property Rules)及補償法則(Liability Rules)，探討土地徵收之先行程序－協議價購之經濟意義，以驗證徵收前之協議價購，是否如論者所言，為不具效率之制度設計。
參考文獻
被引用紀錄
延伸閱讀
- 鍾玉美（2006）。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協議價購執行問題及改進方式之建議。土地問題研究季刊，5(4)，91-96。https://doi.org/10.29604/BGYY.200612.0011
- 王珍玲、顧明河（2013）。土地徵收條例中協議價購之性質及收回權之行使。臺灣土地研究，16(1)，59-79。https://doi.org/10.6677/JTLR.201305_16(1).0003
- 葉信志（2018）。被徵收土地附加發還要件之妥適性探討－以土地徵收條例第五十一條第二項為中心。土地問題研究季刊，17(1)，45-60。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a0000011-201803-201804120009-201804120009-45-60
- 顏明樟（2012）。土地徵收程序以協議價購為研究中心〔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華藝線上圖書館。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U0033-2110201613511085
- 廖學能（2014）。土地徵收之法律問題探討－以農地為論述中心〔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華藝線上圖書館。https://doi.org/10.6342/NTU.2014.00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