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日治中期，1910到20年代，台灣面對的是，政治上從武官到文官總督，武力鎮壓到軟性的同化政策；法律方面六三法的廢除，完全適用日本新派，精神醫學色彩濃厚新刑法；犯罪增加，棘手的累犯；以及大正年間本島菁英階層的崛起；現代都市的形成，與其相伴而來的飲酒與梅毒等社會問題。 在如此複雜的社會脈絡下，台灣史上第一個精神科醫生－中村讓，在司法精神醫學的精神鑑定報告製作中，台北帝國大學醫學專門部，以及警察官訓練所的教職下，是如何爲自己，與精神醫學專業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位置?以及透過精神醫學的凝視、實作，中村讓是如何解釋變質（退化）的在台日本人與本島人? 本文將欲透過分析中村讓之精神鑑定例，以及其專著《犯罪精神病學》《犯罪心理學》；雜誌《臺灣時報》、《臺法月報》等等，以探究中村讓的時代角色。
被引用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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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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