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利用《岸裡大社文書》重新探討清乾隆時期臺灣社會「娶番婦佔番業」的歷史意義；並進一步說明番社是如何影響官方的判決及官方的印象，及清代邊疆地區行政實踐的難題。漢人「娶番婦佔番業」其實是一種刻板印象，「娶番婦佔番業」的案例中可能還隱含著番社排除異己的目的；同時他們也可能包庇社內的漢人，番社是有進出的界限，並非所有漢人都可以輕易地入主番社。而這樣的刻板印象，也並非漢人單方面的記憶，番人通事在操作時也不斷的傳遞這樣的印象，「娶番婦佔番業」是漢人與番人通事雙方共同留下的歷史記憶。除了番社的狀況，《岸裡大社文書》中關於娶番婦的文書亦呈現了清政府在邊疆地區行政實踐的難題。我們可以從《岸裡大社文書》中發現，從縣衙門到巡檢在番社通事、保甲等，這些地方基層官員顯然是知道民番通婚的狀況很頻繁，且默認這樣的狀況。這些基層官員基本上不主動檢舉漢民娶番婦的狀況，等到民番之間因通婚而有糾紛時，或是番社通事認為影響到社內治安或是有佔番業的狀況，民番通婚的案件才會成案。然而根據《大清會典則例》，違反民番通婚禁令的官員，包括土司、通事需減一等並各杖九十，地方官也要降一級調用。但顯然從地方官到土司通事並沒有人因此受罰，可見清代法典與臺灣社會是脫節的，且這些地方官員會形成一個「共犯」結構，彼此掩護。清政府無法在邊疆地區有效的實踐政策。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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