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晉書》的編撰是唐代貞觀年間（627－649）的重大修史工程，因其以兩晉（265－420）為中國正朔的立場是故對篡晉的桓玄加以口誅筆伐，然而若同南朝正史《宋書》與北朝正史《魏書》加之比較，會發現其有著明顯的不同：《晉書》奉兩晉為正統，故《晉書．桓玄傳》全篇以「逆臣」的形象勾勒桓玄；《宋書》並無桓玄本傳，而在〈武帝紀上〉至〈武帝紀下〉三篇帝紀中，即便史臣沈約意識到了桓玄在某些政策的實施上可以視作為武帝劉裕的「驅除」，但在前兩篇帝紀中為了極力彰顯武帝有大功於晉氏，故不得不以「晉賊」來統籌桓玄的形象，由此便在《宋書》的書寫中呈現出史論與史文的矛盾之處。至於北朝正史《魏書》，則是通將桓玄、劉裕之流歸屬於「島夷類傳」，其對「僭晉」合法性的譏諷明顯要多於對桓玄個人的道德評判。是故，在意識形態、南北地域等差別下，《晉》、《宋》、《魏》三史中的桓玄形象建構及史臣論贊存在著明顯差異。此外，《宋書．五行志》與《晉書．五行志》對待南朝志怪《幽冥錄》與《續齊諧記》中「災異敘述」的態度差異，同樣折射出南朝人與唐人對桓玄的不同形象認知。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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