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與鴉片的流通及銀貴錢賤現象的區域分佈(1808-1854)-世界經濟對近代中國空間方面之一影響

中國在鴉片戰爭前夕各區域間有無密切關連而構成全國性經濟體系，以及世界經濟對近代中國的空間影響可曾及於邊區，乃是近代中國史學界關注的問題。頗多前人研究認爲清朝嘉道咸年問的銀貴錢賤現象主要分佈於東南諸省，隱含當時的中國並沒有全國性經濟體系的存在。此種看法背後的基本假設是：白銀主要用於中國東南，及導致白銀外流的鴉片主要輸入此區。本文首先辯明東南諸省固然銀圓使用較多，銀兩的使用則不必然多於北方或西南諸省或東南諸省的偏僻地區。由於白銀重量約僅等值銅錢之百分之一到兩百分之一，所以成爲長程貿易和賦稅繳納的主要工具。其次，鴉片並不局限於輸入中國東南諸省。事實上，由於鴉片重量約僅等值白銀之五倍，在經濟蕭條及失業普遍的這個時代，鴉片販售雖干犯禁令，仍有巨商小販趨之若騖。鴉片利潤之高，不但使大煙商有能力去賄賂或交稅給幹道關卡上的稅吏，也使小煙販有能力支付過路費給盤據在支線隘口的山匪。如此一來，東南諸省與北方或西南之間的區問貿易反而更爲拓展。經由如此擴張的商業網絡，鴉片販售遠及內地。也因此，銀貴錢賤現象不只存在於核心地區，邊陲地區由於不易取得白銀，銀荒亦極爲嚴重。清朝嘉道咸年問的銀貴錢賤現象，除起始的嘉慶晚期和將結束的咸豐初期之外，均遍布全國，固然受此期間區間經濟關係更加拓展的影響。但銀荒或銀貴錢賤在明末清初發生之際，如同在清朝嘉道咸年問發生之時，其影響均及於邊區。而在清朝嘉道咸之際，進口鴉片銷售中國的貿易網絡大部分是植基於中國原有的貿易網絡之上。擁有中國式大帆船的商幫，在此之前已往來予中國沿海、沿江及東南亞之間。閩粵商人透過其在東南亞的悠久歷史淵源，一方面由東南亞取得鴉片沿此路線運送中國各地，一方面在束南亞結識、引介了販售鴉片到廣州或五口通商以後各港的外商。沿海沿江進口的鴉片又透過擁有車輛的山西商人運送內地。除了大商幫之外，鴉片也靠挑擔小販所組成的幫會內運。各種商幫的並存與連結遂構成一個綿密的全國性商業網絡。以往思考中國區問經濟關係者常以中國遠程區間貿易值僅佔國民所得之4至5%來解釋中國區間關係少。這個比例不大是爲事實，該比例的變化亦屬重要，但本研究體察到，正如血管的重量未必要大於人體諸多器官的重量一樣，職司體系性關聯的憑藉，其數量原本不必要大於被關連的項目。即使在其比例小的時期，仍有關聯全國的作用實堪注意。嘉道咸的銀貴錢賤現象，係因量輕值高之鴉片深入內地而將亦屬量輕值高原用以關聯全國經濟體系之銀吸取之結果。討論世界經濟對中國的空間影響如果著重現代經濟建立的一面，如現代工廠與銀行的興設等，將會發現其影響的範圍很小。但如就一些量輕值高之物在全國經濟體系中所發揮的正負影響而言，卻可以非常深遠。美、日等學者有關世界經濟對近代中國空間方面影響的討論著重1870年代到1930年代之間，中國大陸學者有關鴉片戰爭前夕中國有無統一市場問題的討論著重十八世紀。學者所以對世界經濟在中國的全面影響說提出質疑主要是有關中國區間關聯的證據不夠充足。由於清朝嘉道咸年間銀貴錢賤問題極為嚴重，宮中與地方所留下此時銀與鴉片流通的史料雖極零散，但卻非常豐富。這些資料經過細密爬梳，實可讓我們看出：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原有的全國性經濟體系在近代初期擴大並與世界經濟體系整合的繁複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