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敘述在第一次台海危機(1954-1955)期間，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爲了避免與中共開戰或放棄外島這兩個極端，而設計了安理會停火策略，認爲就算共黨拒絕合作，亦可讓其負起破壞和平之道德責任，並在說服友邦（英國、紐西蘭與國府）合作的過程中，發展出停火案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並行，以維持台海現狀的政策。但英、紐兩國希望能透過停火案讓中共取得外島，造成實質上的兩個中國，以根本解決台灣問題，與美國的目標大相逕庭；國府則懼怕該案涉及對中共的承認，威脅到其政權的合法性，因此在爭取防禦條約之餘，一直不願對停火案採取合作的態度。加上蘇聯向聯合國控告美國侵略中國領土，聯合國又介入中共監禁美國戰俘案，種種複雜的考量，使得停火案直到危機爆發五個月後才得勉強提出，幾天後中共拒絕出席安理會，美、英、紐三國又因難以達成協議，而遲遲未有後續動作。至中共於1955年4月底宣佈願與美國談判，台海危機化解，停火案遂不了了之。 杜勒斯精心設計，並全力推動的安理會停火案，不僅未促成台海停火，連讓共黨顯得「理虧」的次要目標也沒能達成，反而造成中共否決聯合國行動的印象。本文指出美國以超級強權的地位，在推動停火案過程中，卻處處受制於本當仰其臉色的友邦與其所要打擊的敵人，主要是因其策略目標過份一廂情願，不僅未考慮到「友邦」與「敵國」的立場，也不願深思在兩者不合作時，應該怎麼辦，加上美國遠東政策無實踐力的傳統，在其他國家目標明確，又沒有「面子」包袱的情況下，自然顯得失去主動地位，而停火案的徒勞無功，也就不足爲奇了。
關鍵字
無資料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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