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中國兩難－台灣的兩岸經濟政策當中的認同與利益爭辯

呂翔禾

《政治科學季評》 61期 (2021/10) Pp. 11-13

https://doi.org/10.6570/PSQBR.202110_(61).0002

摘要

台灣對中國的經濟政策研究，主要研究的方式多是著重在經濟上的理性主義以及物質利益方面的因素，但這樣的解釋方式明顯有不足之處，無法解釋台灣在面對中國持續讓利下，持續變動的經濟政策。這讓作者認為必須將意識型態與國族認同等國內因素納入，對於小國來說，外在的結構與環境也不會完全制約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制定。即使聚焦理性主義有助於了解經濟自由化所帶來的資源重分配與政治後果，但若要充分了解一國的對外經濟政策，仍需考慮國民的意識型態如何建構，以及各時期不同民意的彙集，如何影響到政策上的選擇。因此作者試圖使用比較折衷的研究方式，也就是既探討認同意識也探討經濟利益，並非只用認同取代經濟層面的影響，其核心論點為：「認同意識構成了人們界定利益優先順序的基礎」。要了解台灣的兩岸經濟政策，還必須納入台灣認同鞏固對政策的影響。本書藉由此研究框架，將台灣開放對中國經濟以來分成4個階段：「初步開放與戒急用忍（2000年以前）」、「積極開放，有效管理（2001年至2005年）」、「積極管理，有效開放（2006年至2008年）」與「推動ECFA，繁榮復興（2008年以後）」，試圖了解兩岸的經濟政策為何會出現擺盪。另外，對於經濟政策的看法也從支持開放到限縮區分為：廣泛開放、適度開放、溫和限制與嚴格限制。在前面2個階段對於我們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之間的辯論仍非常激烈，在政治議程上主導的是國族認同，因此政府在針對兩個極端做出回應時，政策制定就在開放與限制之間搖擺不定。當台灣人的國族認同浮動不定的時候，在政策考量上就會有比較吃重的角色，以台灣來說，對於經濟政策的質疑多來自於是否對大陸開放的歧異，而不是對台灣的全球貿易及投資政策的質疑。因為中國矛盾的是台灣國族認同的對立面，但卻又是台灣潛在最主要的貿易對象，這兩個時期去與不去的矛盾爭辯，可以從石化業與半導體產業前往中國的案例觀察。在後2個階段，認同已經不再是爭論的焦點，國族認同的激烈程度減弱。而政治人物需要以台灣國家利益優先，針對兩岸經濟政策立場不再以統獨作為優先，民意逐漸偏向台灣維持某種長期的政治自主性（維持現狀），民眾對於候選人是否能讓台灣維持自主的同時，並維護財富與所得更平均分配更成為重點。雖然認同鞏固，但台灣對大陸的貿易與投資更加開放，討論兩岸關係上，經濟面與政治面似乎愈來愈區隔開來，民眾多數願意與中國進行往來與互動，但也要政府對相關的衝擊有所因應措施，不過從太陽花事件來看，關於台灣應該如何強化經濟並保護其國家安全和政治自主性，人們的觀點仍然高度分歧。在歷經這4個過程後，作者認為，由於國族認同意識方面已漸漸形成共識，因此公共政策的辯論焦點將從意識型態轉換到務實面向。在決策制定與執行階段中所考量的選項，也向政策立場的中間進行靠攏，但即使如此，在各種可選擇的方案當中，仍不足以在決策過程或日後的執行過程中讓人們達成共識。因此，即使兩岸經濟政策的考慮變得更加務實，但引發的爭論依舊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