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巴特的神學人類學

The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of Karl Barth

歐力仁(Ou Li-Jen)

《臺灣宗教研究》 5卷2期 (2006/06) Pp. 109-132

摘要

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1886－1968）是西方所熟知、不容忽視的大師。他曾被天主教教宗若望廿三世諭為「廿世紀最偉大的新教神學家」，也是每一位華人神學研究者耳熟能詳的人物，其著作量極為豐富，單單是著名的《教會教義學》就有十四冊之多，每冊篇幅均在500－1000頁之多。因此，「巴特思想研究」一直是神學界最熱門的顯學之一。在基督教神學歷史長河裡，「人是什麼？」（人類學）這個問題一直未曾消逝。教父時期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中世紀的阿奎那（Thomas Aquinas），乃至宗教改革時期的加爾文（John Calvin）都曾嚴肅而認真地探討它，而他們的神學觀點也一直是西方人類學的主流。然而，時至今日，「人類學」已不再是神學的專利，當代的哲學人類學和（廣義的）科學人類學均提出偉大的貢獻。以發端於1920年代末期哲學人類學為例，它可以說是現代歐洲哲學一個特殊的思潮。代表性人物均為德國的思想家，諸如，謝勒（Max Scheler）、普列斯納（Helmuth Plessner）、格倫（Arnold Gehlen）、卡西勒（Ernest Cassirer）、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和法國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的後期思想。這些當代的哲學人學家強調，要完整地瞭解「人是什麼」這一個古老而重要的問題，就必須把現象分析和比較生物學的觀點結合起來，同時也要考慮到人類生活中的社會、文化和思想層次。因為，人不僅是眾多自然生物中的一員，更重要的，他們是促成且受限於文化和思想的一種特殊生物。然而，神學人類學與哲學人類學或其他科學的人類學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不以人的自我認識、行為、經驗為中心或基準（但給予適當的重視），反倒以基督教經典－《聖經》－所揭示的上帝，及祂的創造來看「人」。巴特的神學人類學即是這一個基督教人類學基調－人性的尊貴與有限－的發展與再詮釋。筆者希冀透過本文對巴特人類學的分析，能夠突顯該思想在以自然科學馬首是瞻的現代人類學中的獨特貢獻，並藉此提醒讀者，貶抑或膨脹人性，都是對「人」的扭曲。本文共分為四部分來探討卡爾．巴特的神學人類學（theological anthropology）。第一部分闡述巴特的神學人學的出發點或基礎。他認為，《聖經》作者所見證的，上帝在耶穌基督裡的創造以及所賜下的恩典是神學人學唯一的認識論和本體論基礎；試圖另謀其他基礎的做法均屬徒然之舉。巴特就緊緊地仰賴著這一個穩固的雙重基礎來發展他的早期的「本體的神學人類學」（ontological-theological anthropology）和晚期的「存在的神學人類學」（existential-theological anthropology）。第二部分細分為兩個單元來論述「本體的神學人類學」。此階段的人學是以對「上帝的形像」（imago Dei）之詮釋與教導為主。在巴特早期的思想中，「上帝的形像」這一個主題並不明顯，一直到一九三四年為了否定「自然神學」的正當性與愛彌爾．布倫納（Emil Brunner）展開筆戰之後，才意外地登上巴特的神學舞台。巴特在這一次的論戰中所提出的觀點，成為日後之「存在的神學人類學」的基調，也就是1945年出版的《教會教義學》卷三第二冊（III/2）中的人類學。第三部分從「創造」和「聖約」三個大方向來探討「存在的神學人類學」。他強調，雖然人類因著「墮落」而喪失了上帝的形像，然而卻在耶穌基督裡得以重見和重建。巴特堅決地反對「『人性』等同於『上帝的形像』」的說法，事實上，人性僅僅是上帝自我啟示的管道之一，讓人可以藉由此管道而認識祂。巴特將此一認識上帝的途徑稱為「關係的類比」。此外，從巴特的創造論可以得知，「形像」與「聖約」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他推論：上帝在基督裏的神聖形像是復和聖約（covenant of reconciliation）的外在形式，反之，復和的聖約則是該形像的內在意涵。第四部分將巴特和另一位不可忽視的神學家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 1928-）兩者的神學人類學做一批判性的比較。因為，潘能伯格批評巴特的人學是一種「教會內部的」，因而也是「封閉的」神學人類學。因此，潘能伯格試圖建立一個能夠與一般「人類學」對話之「科學的神學人類學」（scientific-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關鍵字

巴特 ； 潘能伯格 ； 神學人類學 ； 上帝的形像 ； 關係的類比 ； 聖約

並列摘要

The present study, consisting of five major sections, is to investigate Karl Barth's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It points out that from head to toe Barth not only regards Jesus Christ as the terminus a quo of his anthropology but also as its ontological-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and from which Barth develops his earlier ontological-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and the later existential-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The content of Barth's earlier anthropology is mainly his negation of and dispute with Brunner concerning the intrinsic nature of humanity. In his later anthropology, however, Barth is more interested in the status a quo and salvation of humanity rather than essence. It is in this regard Barth maintains his famous formula: 'creation was the external basis of the covenant, the covenant was the internal basis of creation'. The final portion of the essay in turn looks at Wolfhart Pannenberg's criticism of Barth's ＂closed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the light of a ＂Scientific-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Pannenberg's word), which builds for Barth a bridge leading to dialogue with other anthropologies.

並列關鍵字

Barth ； Pannenberg ；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 imago Dei ； analgia relationis ； coven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