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戲劇家契訶夫把他在1896年創作的四幕戲劇《海鷗》自稱為喜劇,令我頗費思量。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我在北京首都劇院有幸觀看了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來自俄羅斯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奧列格•葉甫列莫夫按斯坦尼斯拉夫斯塞-丹欽科1898年版本導演的《海鷗》。坐在黑暗的觀眾席裹,我感受到的不是喜劇氣氛,而是被嘲笑的人的自和、虛榮、軟弱與夢幻,是事與願違的無奈和自暴自棄的悲哀。由此,我重讀了契訶夫的《海鷗》,及其有關資料。《海鷗》第一次上演就慘遭失敗,受到觀眾無情的嘲笑。當時的俄羅斯人無法理解契訶夫全新的創作理念:多線頭散點式的網狀戲劇結構,將一群現實生活中的人和生活瑣事搬上舞臺,沒有中心事件和外在的衝突,只有人物內在的心理矛盾與情感碰撞,契訶夫把該劇內在的戲劇性隱藏在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之中。2年後,在斯坦尼和丹欽科的聯手執導下,《海鷗》在莫斯科藝術劇院重獲新生,標誌著契訶夫對俄國戲劇藝術所做的革新取得了勝利。在我看來,舞臺上是一群被生活欺騙和拋棄的“海鷗”,就像劇中那只不幸被檢殺的海鷗一樣。從契訶夫對人類的弱點進行挽歌式的描述中,我看到了我們的虛弱,我們對自己生活的無從把握與無奈。契訶夫之所以偉大,在於他創造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戲劇美學觀念與創作模式,其戲劇中的現代意識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以日常的瑣碎的生活片段結構戲劇;注重人的心靈探索,強調內心世界的表現;在詩意的戲劇中蘊涵深厚的哲理;不可解構的契訶夫戲劇;契訶夫戲劇中的悲劇因素與現代派戲劇中的荒誕母題異曲同工。我認為,從一定角度看,契訶夫與貝克特的戲劇背後,都有著一種對人永存不朽的嚮往和對理想主義的痛心疾首。他們以對傳統戲劇的超越與反撥,以讓人耳目一新的藝術手法,透視出人的存在的無意義,人生與世界的荒誕,以及人面對荒誕存在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