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理論為文學分析開啟了許多新的視界,自傳研究也在受惠之列:多元主體並置、真實與想像共存,文類的份際鬆動,自傳、傳記、小說,漸漸汲取彼此的菁華、共通共融、合為一家。在日裔美國文學中,二次大戰期間有關日裔人士遭到美國政府驅逐、拘禁在集中營、以致在自己的國家中被迫流離失所的歷史,大概是激發日裔寫作動機的最大源頭;奇怪的是,雖然其中女性自傳已經贏得許多評論家的注意及肯定,男性自傳似乎少人問津。其實日裔男性「反自傳」的逆向寫作情形極其「嚴重」,因為男性作家在撰寫自傳時所表現出來的猶疑、迴避、不願現身,使得作家的文學身份難以定讞。而此番情結在作品中便再現為對日裔族群意識的掙扎、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相抗衡、以及對個人文化根源的深切思量。本論文將分析三位美國日裔男性作家-查理士.菊池(Charles Kikuchi)、清田質(Minoru Kiyota)、敬恩.尾石(Gene Oishi)-及其自傳性作品,以此解析對後現代家園想像的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