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立與協力：日治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戰中傳統文人的典律反省及文化思維

中國1917年的白話文運動，提倡以平民的白話代替傳統的文言，遂而引發了新舊文學雙方的對峙與論辯。當時的中國，由於政府教育政策的訂定，使得白話的傳播迅速獲得確立與保障。相較於中國白話文運動在短短幾年便能推展順利，台灣則是歷經漫長的鏖戰，最終要到戰後國民政府來台後，白話文才取得絕對的優勢。日治惠期的台灣，由於日文是官方語文，當時的白話或文言漢文其實都無法取得主流的優勢地位。關於這場發生於漢文文學界的文白語言之爭，在台灣一段統稱之為「新舊文學論戰」（1924-1942）。這場論戰造就了台灣新文學生成的契機與茁壯的可能，改變了過往舊文學一枝獨秀的局面，稚歷來研究者，對此卻存有兩項盲點。其一，研究者常從「新文學」的立場出發，去論述其間的過程或結果，對於舊文人及其表現往往給予負面評價，未能真正掌握舊文人的處境與心態。其二，則是研究者未對1924年至1942年的論戰作歷時性的考察，而慣以二○年代的論戰情況等同於全部的論戰過程，遂無法明瞭當時新舊文人在論戰爆發後十餘年間的肆應反省情形。筆者擬由舊文人的立場出發，除了嘗試釐析此一論戰的主要糾葛外，也企圖掌握舊文人在論戰發生後的應變與思索。而新舊文學論戰，本就是文學上的新、舊典律（canon）之爭，因此文學問題的探討自不能免。本文以典律反省及其背後所隱含的文化思維為論述主軸來加以說明，重構雙方在文壇中面對日本殖民帝國政治／文化的強勢威脅下所產生的複雜關係，進而尋找歷來所謂新、舊文學彼此對立的詮釋下，是否存有協力的空間？同時也重新思考舊文學／舊文人在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中的位置與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