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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位論文

民族主義與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民族想像

指導教授 : 林端

摘要


在現代國家以前建立的具有現代性格的制度經驗(宗教現代性),其可能的後果是什麼呢?這是本文的一個理論興趣的出發點。   為了消解福音與本地文化之緊張,佈教初期之長老教會宣教士們以本色化為策略,以宗派傳統為原則,試圖以教會之現代性(西醫、羅馬字、西式教育)為工具或附會或會通或同一於本地之文化以獲取民眾之信任。這些在現代國家建立以先所作之以現代性為媒介之對本地文化的制度化卻產生了與現代國家同型之制度經驗及對殖民國家現代性之主動的掌握,而於其後之發展過程中因各種偶然因素與既有組織所提供之教義與教制之資源而非預期的發展出以台灣教區為範圍之共同體想像。   可以引馬偕牧師的一段話來為當時之本色化宣教策略作一註腳: 要完成宣教的使命,我們必須採取適用在不同處境的方法。在某一地區合理且有效的方法在另一個地區可能是荒謬而無用的。在歐洲或美洲可能會成功,但是在亞洲可能就會失敗。中國不是印度,而福爾摩沙也不是中國。那些假設一個好的理論能夠適用於全世界,而且社會因素、傳統習俗,甚至氣候之影響都可以不必加以考慮的人或宣道會,是犯了大大的錯誤。(轉引鄭仰恩 2003: 156)   然而需再次強調的是,制度非僅作為動員的資源,更係記憶與經驗的容器,其型塑了人的同一性與情感的可能發展而非僅作為工具,因此通常被視為「保守」的新教徒與在台灣卻發展成「激進」的本土告白教會亦應置入此一脈絡中理解,亦即認同固然可被制度化出來(如Brubaker所強調的),然其亦可能朝反向發展,或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之例,係不同制度經驗與資源的競爭結果,制度的實踐經案同時亦為資本之積累過程,難以一刀切開,如同語言既是物理現象又同時是精神的表現,形神一體並相互拮抗本係人永恆的宿命,現代社會之民族主義因而亦係此種人性之必然結構下之偶然的形象。   因而工業化是否必然帶來世俗化(此就教會之淡出公領域之政治生活而言)須由教會之制度環境觀之,並因在地之社會實況而有別。而文化民族主義亦非一般理解下之屬非理性範疇,而係鑲嵌於現代社會分工方式下之關於商品與尊嚴的於同一介面下之生產。由於現代社會對於生產活動之溝通媒介的效率要求,理性經濟亦要求理性媒介,因而文化亦須與現代國家結合始能透過外部化的教育生產同質的高文化,而以此高文化為媒介想像出來的共同體則成為新教徒主觀救贖感受之社群基礎。   然而此非指禁欲新教徒已改宗為民族主義者,然作為新教徒之次終極關懷的民族想像永遠比那些缺乏想像資源的國民更為清晰,民族主義與基督教二者經常攜手合作,然對於現代國家而言,基督教同時是其最為可怕的潛在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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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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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用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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