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重構台灣原住民族土地政策

De-/Reconstructing the Land Policies for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林淑雅(Shu-Ya Lin)

指導教授 ： 許宗力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研究所/博士(2007年)

https://doi.org/10.6342/NTU.2007.03310

摘要

歷史上，台灣原住民族土地定位的變遷，也就是原住民族地位的變遷。當然，這個變遷是從國家的角度決定或宣稱的。國家將原住民族視為敵對者，且保持距離避免接觸時，原住民族土地就是「界外」。國家覬覦原住民族土地與自然資源的經濟利益時，就必須將隔離原住民族的「邊界」稱為國境內的「行政界」，將原住民族稱為臣民或叛亂中的臣民或非人，原住民族土地就是「國家領土」或「國有地」。國家決定了社會文明進步的方向時，原住民就必須脫離民族，學習私有財產、定住農耕、密集生產，原住民族土地就開始化整為零，以供有效開發，特別是供較有「能力」的非原住民進行開發。台灣原住民族土地、原住民族地位的整個變遷過程，可以概括為從國際法領域轉換為國內法領域的過程。原住民族從獨立的政治實體，轉變為國家之內特殊社群，特殊社群地位瓦解之後，則僅存原住民個人面對國家各種「扶助」政策。原住民族土地則從原住民族領土，轉變為國家之內特殊社群的集體用地，再轉變為私有財產權，「剩餘」的則成為國有地。而國家對原住民族地位、原住民族土地定位的宣稱，雖然亦援引國際法為論據，但其實端視爭奪原住民族土地的國家之間勢力消長而定，因此國際法更像是一種事後的合理化說詞。
原住民族土地是一種主權與財產權交錯之下的概念；原住民族土地制度也呈現出政治、經濟、法律、保險、福利、社會組織、生態保育等多重面向意義。個別原住民族社會中，都存在著多樣的土地利用形態，對應著多樣的土地權利類型與產權主體規模。如果說私有財產權不足以描述原住民族土地產權制度，那麼集體財產權同樣無法涵蓋原住民族土地產權制度。只要我們放棄「從集體到個人」的線性進步觀點，認知到財產制度的社會脈絡有其意義，承認文化差異不見得是文明差異，我們就可以將產生原住民族獨特土地制度的原住民族政治組織、法律制度與現代國家的政治組織、法律制度同等看待。也可以將原住民族之為政治實體與現代國家之為政治實體同等看待。如此一來，過去國家以「無主地先佔」、「征服」或「條約」等方式取得原住民族土地，要不是不合法地忽略原住民族主權，就是並未消滅原住民族主權，甚至是恰恰證明原住民族主權的存在。所以，今天國家要合法且正當的行使領土主權（或說補救國家領土主權瑕疵），就必須爭取原住民族同意、與原住民族進行主權分享。也因為原住民族對其土地管領權的重建，與原住民族政治地位、組織規範的重建有密切關係，台灣原住民族並沒有等待國家改變，而是自己一點一滴的從「行動」當中實踐自決、自治。
原住民族政治主權地位不被承認，連帶地原住民族土地自然資源被剝奪，是全世界原住民族的共同遭遇。國際社會對此的反省，已經逐漸體現在相關的國際規範、區域規範或國內法之中。而承認原住民族與其土地自然資源的獨特關係、檢討國家對原住民族土地自然資源的不當政策、於原住民族土地集體權利與國家主權之間尋求平衡，也成為國際原住民族人權的重要課題。回復原住民族對其土地的管領、利用、發展權能，也就等同於回復原住民族的自決、自治地位。在這個過程中，並沒有一種適用於所有原住民族的途徑。不僅各原住民族只能依自己的步驟、條件、程序、組織、時程進行重建，這其實也是各原住民族的權利。台灣原住民族在向國家主張其政治主權地位、主張其土地資源集體權利的往復對話之間，已經呈現了這樣的多元狀態。國家所能�應該做的，是謹慎的在每一個政策環節，讓原住民族主體、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原住民族規範制度得到強化與推展。憲法「原住民族條款」所保障的原住民族自治基本權或原住民族自治制度，確實為國家原住民族土地政策提供了新的方向，並且，成為理解〈原住民族基本法〉中原住民族土地自然資源權利、原住民族土地海域回復取得、原住民族充分資訊與自由意志下同意、與原住民族諮商、原住民族參與分享或共管等規定的前提。

關鍵字

原住民族 ； 主權 ； 財產權 ； 領土 ； 原住民保留地

並列摘要

無資料

並列關鍵字

Indigenous Peoples ； Sovereignty ； Property Rights ； Territories ； Indgenous Reserved Land

參考文獻

1999a 《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台北市：聯經

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

Kishimoto Mio

2000 b 〈台灣原住民保留地產權爭議之分析〉，《人與地》第203-204期

1995 《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北：人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