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代末到七○年代普遍存在於台大學院空間的現代主義與新批評,在台灣社會的文化場域中,逐漸形成文學典律。在當時文學創作和新批評理論合流的狀況下,現代主義在台灣遂成為有理論依據、有作品實踐、有研究方法批評的系統化文藝批評體制,佔據批評界顯要的目光。現代主義由學院發跡、奠定地位,並且進一步影響批評者與文化機構衍生後續的「經典塑造行動」,讓某些現代主義作品晉升為經典著作。筆者認為《家變》的經典化過程,也應該在此脈絡,進行理解。 王文興同時為現代主義文學創作者和西方理論引介者,他的作品,成為文學表現現代性的方法一種。然而,我們不能將作品抽離時空脈絡,視之為單純自足的經典,學院現代主義文藝批評體制帶出的文學作品與文學批評的互動,必須訴諸當時的社會背景:英美文化的導入造成跨文化的對話影響台灣社會,亦造成寫作者精神上繁複的交涉關係。王文興作品典律化的經驗,則表現了文化認同和現代性在他身上的交混狀態。 王文興的作品與文學觀,並非一開始就受到文壇廣泛的認同。一九七二年九月到一九七三年二月,《家變》連載於《中外文學》,期間曾引起正反兩極之評價。一九七八年鄉土文學論戰末端,王文興發表〈鄉土文學的功與過〉,與鄉土派作家進行對話,亦帶出鄉土陣營後續的回應乃至抨擊。在迭有反對聲音的狀況下,時至八、九○年代,王文興依舊堅持自身信念,以現代主義作為創作手法寫作《背海的人》。無論是小說故事的情節安排,或是文學藝術技巧上,較諸《家變》都更為激進,在八○年代的台灣文壇,《背海的人》雖也引來些許批評,甚而曾遭受阻礙中斷《中外文學》連載,但文壇上並未如七○年代前期出現《家變》論戰,是王文興奠定地位,甚至已成典律?或者還有社會結構與風氣更替的關係?原因值得分析。 筆者由王文興《家變》典律化過程中,思考每個年代有怎樣的文學觀,又創造怎樣的美學標準。討論在台灣文學史上,王文興如何被定位、被典律化。並藉由王文興《家變》典律化經驗的研究,思索台灣文學中多元多中心的典律狀況,於此安置與詮釋「學院現代主義文學典律」的生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