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村,一個由居住在城市邊緣的農民工所組成的聚居地,是改革開放後、當代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充滿故事卻時常被漠視的灰色空間。一個北京五環外的小農村,失去耕地的北京農民變成房東,離開家鄉土地的進城打工者成為房客。在中國戶口制度的區隔之下,農民工被視為「流動人口」,是城市治理的主要對象;擁擠侷促、缺乏基礎建設的農民工聚居區,是不該被看見的城市角落。這本論文在半年的參與觀察基礎之上,採用大量的田野民族誌,呈現一個農民工聚居區的生活樣貌。並嘗試分析底層打工者的生活與工作經驗,藉以定位國家與農民工的互動關係,以及中國農民工聚居區的治理特徵。 從既有研究來看,過去探討北京農民工聚居區的例子,多半將浙江村視為聚居區的典型範例,卻忽略了浙江村在現象上的特殊性。相對於浙江村之中的恩庇關係網絡,封閉的日常生活與工作網絡,使得樂村呈現鬆散的治理特徵。打工者在鬆散治理之下享有自由的同時,卻未獲得國家、地方政府真正的接納與肯認,因而成為不受保護的脆弱社群。借由奧運相關事件的分析,我們看見中國政府改以掩飾與藏匿的策略,治理農民工聚居區。然而,政治的禁區卻沒有太多鬆動,中國政府緊守著國家安全的底線,對於社會依舊保有足夠的管控力量,不給予地方勢力過多的發展空間。在這樣的治理與生存張力之中,「新社會空間」所暗示的農民工自主力量,仍在重重監視之下,難以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