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代的臺灣文學史是反共思潮最為昂揚的時代,劉心皇、葉石濤、彭瑞金批評當時的遷臺女性作家「不具社會性、遠離時代氛圍」。女作家徐鍾珮兼有論政的實力與魄力,將書寫面向拓展到國外的領域,恰恰能突破這樣的評價。為了能夠理解這種特殊性產生背後更深層的原因,筆者借用法國學者布迪厄的場域概念,依照徐鍾珮生命歷程裡記者、國大代表、外交官夫人的身份,去探討身在新聞、文學、政治場域所享有的資本,以區分出每個時期書寫位置的不同。 徐鍾珮的創作歷程和其書寫緊密相關。記者經歷並擴充她的寫作題材,而學生時期所接受的訓練與思想灌輸,不但培養了徐鍾珮的文字能力與風格,也奠定徐鍾珮日後基礎人脈圈,讓徐鍾珮始終站在官方立場的位置。英倫時期的創作在《中央日報》上刊載,再經過出版機制的肯定,使徐鍾珮從記者邁向作者之路,知名度大開。 接續記者時期累積的資本,徐鍾珮當選第一屆國大代表,討論轉換到政治界,繼續以文字發揮她的影響力,從〈臺灣三週行〉裡,可以看到她的政治立場。局勢變換來到臺灣,徐鍾珮在「自由中國文壇」初期發展中擔任拓荒的角色,不但在各文藝組織中擔任幹部,也踴躍在報章雜誌發表文章,具有帶動與示範的作用。從中也可以看到與文友的交誼,讓徐鍾珮無論在發表或是出版,都有背後的支持力量。此時雖有《我在臺北》的寫作,但從內容與書寫時空來看,尚不具「家臺灣」的認同。 成為外交官夫人之後,《餘音》呈現了初期適應不良與自我療癒的書寫過程,其中「重慶精神」表達了其在異國的祖國之思。此時期《中央日報》的政論專欄,呈現了徐鍾珮作為外交官夫人,對國人的期待與關注。《追憶西班牙》等作則是試圖以文學做外交,拓展國人對友邦的認識。然而綜觀徐鍾珮的異國書寫,無論在書寫動機與體裁上都有差異,也並非以「遊」為本質,因此筆者認為只以「旅遊文學」或「遊記散文」等評價,是可以再討論的。 综觀徐鍾珮的創作歷程與其中的書寫位置,其身分轉換之間,呈現的是一種累積且連續的資產累積,而隨著身分變換,讓其書寫位置產生移動。藉由以上章節階段性的分析,我們看到不同時期徐鍾珮,期望帶出各時期的延續性和特殊性,進而理解徐鍾珮身份上所佔有的資源、場域,連結到文學創作發生當下的時空、契機,與發表的位置、效應,想必可以更加理解五○年代特有的文學環境。